“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教学目标为“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决定了“纲要”既是一门历史课程，更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载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和历史素养，它更需要求真、求善，需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但是，“纲要”教材史实部分与中学历史教材“重复过多”、史论部分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的“很大重复”、课程体量较同类历史学专业课程的相对简约化，又使它亟须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加强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创新教学理念、提高授课水平等予以改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进路不应忽略，那就是从跨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寻求辅助性滋养。鉴于“纲要”的课程性质，我们不妨从政治科学中扩大理论视野，选择分析工具。首先，这归因于“纲要”所具有的政治史学科因子，“政治史研究不仅是属于历史学的，也是属于政治学的”；其次，这归因为政治学可给予“纲要”“于序事中寓论断”之思政课教学要求以理论支持，“要解释历史之真正的意义，我们必得以政治的见解来研究历史”。政治学涵括的概念、理论、方法可谓森罗万象，笔者认为，对于“纲要”课教学尤为重要的是“国家”理论。

一、“国家”理论融入“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旨趣

虽然政治学研究孜孜以求“人群的善”，但政治学也是一个时空性范畴，存有天然的语境性。“纲要”选择何样的政治学、在政治学中选择何种理论工具须有所考量。“国家”虽是人类最基础的制度性存在，但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并非“国家”。因为从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来看，“国家”问题似乎早已解决（实则未必），“国家”成为某种先验性存在，并逐渐消解在具体的行为研究中。“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这种学科定义非常简洁，但概念的简洁有时是以牺牲实存世界的复杂性为代价的。去国家化的西方政治学面对20世纪大量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上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陷入了分析无能。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统一、稳定、强大的国家是实现一切理想的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换言之，中国政治“首先面临的是国家性问题”，中国政治学必须以“国家”为中心。共同的学科关怀与问题意识是辅助型跨学科成功的基石，政治学追求的“善”、中国政治学的“国家”问题意识与“纲要”课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度。

按照“纲要”教材表述，中国近现代史分为两段：第一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第二段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对于第一段历史，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御辱”，一是“解放”，落脚在“新中国”。对于第二段历史，亦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社会主义”，一是“现代化”，落脚在“强国”。之所以要建立“新中国”，是因为旧有传统型国家已无法担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之所以要建立“强国”，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型国家虽已初步确立，但人民还不够富裕，国家还不够富强。由此可见，无论是“新中国”还是“强国”，“国家”都是诠释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锁钥。作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国家”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互构性角色，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情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外有侵略、内有纷乱的局势下，传统型国家与现代型国家在反抗侵略、消除内患的能力和效果上存在天渊之别。“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历史学之内容根本上是在处理国家问题”，但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关于“国家”的成果数量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并不匹配。在众多的已有研究中，“国家”只是历史活剧的舞台背景，至多是历史事件的结果。历史学家聚焦于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反侵略战争、社会运动，甚至会关注身处其中的市井百态、日常生活，却很少打量一下作为舞台的“国家”自身。作为重要且相对独立的研究变量，“国家”应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知识关怀与问题意识所在，更应体现在“纲要”课的所有教学环节中。“四个选择”之教学目标要求“纲要”课具有较一般课程更为强烈的时代意识与现实关怀。所谓时代意识与现实关怀，是指“纲要”教学“要倾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了解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可见的未来，世界依然在按照现代国家的内在逻辑运行，大国关系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的又一变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时间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国家治理效能”、加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等纳入其间。显然，将“国家”视野带入“纲要”课，具有非常显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具体而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纲要”课所关注的“国家”，主要是如何建立并完善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政治学将其称为“现代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现代国家”是人类进入现代化发展运动后形成的区别于传统型国家的新式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形态。现代国家建设由民族国家建构（nation-state）与民主国家建构（democracy-state）两个基本特性组成，任务“在于构建一个强大国家”，落脚于“国家能力”。虽然学术界对其有多种界定，但作为特定政治学概念，“总体而言，国家能力就是让国家战略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而“国家能力”中的“国家”主要指中央政府。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具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功能同质性的一面，又具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架构异质性的一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新中国的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具有同向性，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承载着比资本主义国家远为深沉的历史使命。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是一切“国家”理论的“元理论”，是分析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国家建设问题的根本理论依归。

二、“国家”理论融入“纲要”课教学的路径供给

将“国家”理论融入“纲要”教学，可以从整体性视角讲述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故事。近代中国的政治衰朽与民族国家建构、民主国家建构的落后具备强烈的正相关性。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09年中，中国大地上曾先后存在过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全国性国家政权。面对内忧外患，国家机器羸弱、国家能力溃坏，中国再三沦为“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何以至此？以“国家”视野观之，自17世纪开始，由于资本、阶级、技术、战争、财税、征兵等动力源或压力源的变化，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诸国在提升国家动员能力、国家汲取能力、国家认受性等方面突飞猛进。“两者相值，强弱立判”，西方国家在强国家建设效能上与中国逐渐拉开了较大距离。雪上加霜的是，领先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外生发展形态的结构性困窘加剧了前述几个国家政权将传统型国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性风险，其政权性质更决定了它们无力通过自身的国家建设解决外部性的国家存亡问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代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极度焦虑感出现的，也即是在不断处理频繁爆发的民族生存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和以往帝国形态相区别的合法性。”不仅如此，在现代国家建设第二特性上，已有政权也均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他们无法通过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化建构解决内部性的人民压迫。非但这般，各级国家权力机构“寻租”现象不断，基层政权陷入“内卷化”，国家合法性大量流失，社会一盘散沙，国将不国。

自1921年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探索出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之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使中华民族具有了国家的形式，使人民民主具有了国家的保障，标志着新型现代国家从形式到实质的成功奠定与再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析，新中国更是只能而且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对于这一科学论断，笔者认为不仅在规范层面而且可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经验层面给予一定说明。笔者研究发现，引滦入津工程开工建设前，曾因多年存在的天津市、河北省引水利益矛盾致使规划难以落定。而一旦党中央从全国利益出发予以定案后，工程仅以一年多时间便得以快速实施，河北省尤其唐山地区更是全力配合，唐山地区表示，“引滦工程是国家的工程，我们大家是党的干部”；河北省表态：“解决天津用水，是天津的大事、河北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河北省是义不容辞的。”令人动容的是，在引滦入津工程施工中牺牲的21名建设者，很多并非天津人，而是来自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显而易见，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变量。1949年后，中共事实上逐步构建起一个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旨归的强大国家，避免了中国陷入同期多数发展中国家沦为“弱国家”、无力担负现代化建设的困境。这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国家目标与个别利益的吻合度、政治伦理的合法性、跨部门合作能力的有效性等国家能力指标上持续发力有关，其中政治伦理合法性的强化极为重要。如果没有中共所建构的强大国家效能作为保障，“纲要”所表述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可能难以完全获致。改革开放后，这些成就又持续作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使得我们可以将有利于发展的所有积极因素予以最大程度的调动和吸纳，从而创造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站在新时代的当下，中国固然在现代国家建设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但在国家制度体系化建设、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政治伦理合法性强化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而这也正是“纲要”教材第11章第三节第三目的实践逻辑所在。

将“国家”理论融入“纲要”教学，还可以将其渗入教材各章节的具体内容中加以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阐释，进一步增强“纲要”教学的理论性和思想性。如以“纲要”第八章为例，教材表述道：“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这一阐述当然是正确的，但以“国家”视野观之，笔者以为可以补充国家汲取能力在其间的作用。众所周知，财政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要件，“国民党时期在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可以解释它在汲取资源方面的无能。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改造了旧体制，创建了新体制，因而有效地获得了纳税人与税收人员的服从”。新中国初期新政权的“清正廉洁”诉求以及党和政府对记账方式、纳税人、收税者等开展的工作，比起气势磅礴的运动与战争似乎显得过于细水微澜，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那么让人血脉偾张的国家建设的基础工作，新中国成立短短三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就超过30%，远超帝制时代的4%和国民党政府最高时期的8.8%。以此为基础，中共才“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解放并发展生产力，以造福于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

将“国家”理论融入“纲要”教学，还可以扩大国际视野，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国别比较中进一步增强“纲要”教学的亲和力和说服力。目前“纲要”教材部分章节（如第10、11章）对党的会议、文件的表述较多。会议、文件很重要，但考虑到本科生受众的心理特质，“怎样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使人读起来一方面感到轻松，另一方面感到老的历史有新的探索、新的见解、新的表述”，考验着“纲要”课的教学水平。由于国家治理效能是衡量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尺度，所以现代国家建设的国别比较案例能够带来一些参考和启示。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呈现非常突出的比较结构优势。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等众多国家（这其中相当多还是所谓西式民主国家）低国家治理质量和低治理效度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关于1947年以来印度的现代国家建设史以及1985年以来俄罗斯（苏联）、东欧的现代国家建设史的研究成果也都有不少积累。“纲要”教学与研究者无妨将这些学术成果转化成教学语言，在课堂上与中国近现代史同一时期的中国国家治理效能进行横向比较。这类比较针对性极强、反差剧烈，会对“纲要”课教学落实好“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有所助益。

三、余　论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项飚通过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发现：“现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让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一个组织来治理和代表中国，要比过去更不可想象”，“老百姓从来没有感觉国家过大过强是一个问题，也不觉得国家推进社会建设有什么不好”。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文方最近的研究亦发现，即使去除隐藏偏好后，中国民众对国家的支持度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将“国家”理论纳入历史分析，我们会了解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国家建设提高了国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之间具有极大的正相关性。在历史中，“国家”既有可能是自变量，也有可能是因变量，诚如有学者所述：“我以为中国近现代的具体历史进程对我们的国家概念有重要影响。”“国家”既是历史性存在，也是制度性存在。“纲要”课教学内容的历史性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合理性，但任何合理性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理论性资源加以总结和强化。“国家”理论既是规范性理论，也是经验性理论；既具有理论逻辑，也具有实践逻辑。将“国家”理论融入“纲要”教学，实现国家的历史与历史的国家之交融，可以为更好地把握“四个选择”提供一幅知识导览图。现代国家建设是“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可操作性层面，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国内外比较相结合，用现代国家建设的分析工具丰富“纲要”课教学，将有力地增强“纲要”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

需要强调的是，借鉴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学理论一定要明晰辅助性学科的定位，了解理论边界，预防理论套嵌。有理由相信，在此前提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国家”理论会为“纲要”课及其支撑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建筑起恢宏庄严的学科大厦增添一根颇具魅力的柱石。进一步来看，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笔者也期待更有学理深度的“纲要”课及其关联学科，可以更为自信地与中国史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展开有效且有突破性的交流与互鉴。笔者相信，这一交流会为改变相关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的“碎片化”现象提供帮助，更会对历史学者“动态趋势概念化的努力”带来启示。

（这是我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学术逻辑和文化意涵”笔谈文章中的一篇，原载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