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中共参军动员研究日益成为革命史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农民参军问题关系到中共武装扩充兵源，因而最为学界所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毫无疑问，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成功扩充兵源是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武装，中共军队也将兵源成分作为参军动员的重要考量。尤其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红军中的工人成分被认为与红军的阶级领导权存在紧密联系，备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注。然而，目前尚缺乏对中共工人参军动员的专题性研究，仅在部分论著中偶有涉及。因此，对工人参军动员的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界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共参军动员的特征。本文以1930年至1934年中共征调白区工人参军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征调政策的形成背景、运作机制以及实际效果的梳理，展示中共在工人参军动员过程中政策理念与组织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以丰富学界对中共参军动员的深层组织理念的认识。

一、征调工作的形成背景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革命军队的成分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切实关系到革命领导权的政治问题。从阶级革命理论来看，相较于农民，作为先进阶级的工人被认为具有更高的阶级觉悟、革命精神与组织纪律，应充任军队的领导骨干。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武装的发展历程，无不凸显工人的骨干作用，比如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典范的十月革命就展现出工人士兵武装的巨大作用。因此，中共尤为重视革命武装的无产阶级成分，在早期革命中即已仿效俄共，尝试建立工人革命武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撤离城市，转入乡村地区发展红军。尽管中共中央不断强调“红军的成分应是工人做主要成分，尤其是指挥官，须工人占多数”，但在乡村环境中，红军成分中以农民与旧军队士兵为主则为客观事实。这也引起了党内担忧，往往将红军中的缺点视为“非无产阶级化表现”，并归咎于红军中缺乏无产阶级成分。而中国托派分子则将这种观念推至极端，声称红军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武装，“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它们的现象，已走上内讧、火并，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党组织尝试通过征调工人参加红军，增加红军的工人成分，以加强红军的无产阶级领导。如1928年1月，湖北省委指示黄麻特委：“特委须从武汉征调一百五十至二百的失业工人(同志或非同志)，分派到各县的城市、乡村及军队中工作。”1928年 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及：“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来此，亟盼实行。”

 

然而，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前提下，中共中央首先注重的是工人在城市革命中发挥的作用，而非乡村中的红军建设。因此，中共中央更倾向于通过红军攻打城市并与城市工运相汇合的方式加强红军的无产阶级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往往批评红军专注于农村工作，过于保守，不能配合日益高涨的城市工人运动。1930年夏，中共中央在推行“立三路线”时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显然，在红军发展已经明显超过城市工人运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依然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也曾提出“应注意加派产业工人及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造成红军的主要干部，强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但并未积极推进。正如周恩来在随后检讨中央工作时所言：“现在我们要承认红军中无产阶级成分的确太少，各级党简直没有注意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工作。”

与中共中央不同，此时共产国际鉴于中国城乡革命力量的消长，已经考虑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加强红军与苏区的建设。1930年7月，当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准备举行全国武装暴动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不仅表示反对，而且提醒中共中央“把注意力集中在加强红军这项最重要的任务的问题上”，同时“建议尽力加强工业中心地区的群众工作，把这些地区无产阶级的斗争与直接援助苏区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共产国际看来，此时城市工人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加强红军建设方面，而非不切实际地发起城市武装暴动。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专门就红军建设问题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认为“正规军只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动农民的军队”，必须“由革命觉悟高的红军战士，特别是工人组成指挥员骨干，尤其是中下级指挥员骨干”，因此“必须在城市里从工厂、工场和作坊中选拔最有觉悟的工人，尤其是要在失业者中选拔，派他们去游击区工作”。与“立三路线”倾向于城市工人总罢工与红军攻占城市相结合不同，共产国际已经将关注重心转向红军与苏区建设，提出改变城乡革命力量的流向，即刻征调白区工人下乡参加红军。对于共产国际而言，在中国农民运动高涨的速度和规模赶过工人运动的形势下，这将更有助于加强红军与苏区建设。况且，通过征调工人改造红军成分，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红军建设中也有先例可循，可为中国革命借鉴。

1930年9月下旬，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深悉共产国际对红军与苏区建设的重视，随即加快推进征调工人参加红军政策。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部署红军工作中提出：“加紧组织城市工人赤色先锋队与运输失业工人及工人干部到红军中去。”10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在敌人统治〈区〉域，中央准备在半年内要输送大批的经过训练的工人干部到各苏区的红军中去。”

随着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断升级，征调工作也逐渐成为中共中央政策路线转变的关注点之一。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批判“立三路线”的来信。共产国际在信中批评“立三同志完全不明白真正的工农红军，有工人干部指挥着的，有强固的党的骨干的，现在还没有”，因此中共应该“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即使最初这种红军只有四万五千到五万人；他的社会成分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显然，共产国际已经将忽视红军成分改造作为“立三路线”的错误危害之一，并将派遣工人加强红军建设列为当前的紧迫任务。此时是否切实执行征调工作，已经上升至对新政策路线的态度问题。

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于11月20日向各级党组织正式颁布输送工人参加红军的通知，指出：“现在全国红军的成分最大部分是由农民斗争或士兵哗变中产生出来的，不免因此保存其农民意识，或流氓无产阶级意识，而反映到红军的行动，有保守、无组织、散漫、极端民主化、缺乏纪律或脱离群众种种不好的倾向。现在纠正这种倾向的根本出路，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大批的输送工人成分到红军中去工作，是各级党部特别是环绕有广大红军各大城市的党部之最中心的任务之一。”通知用“最中心的任务之一”描述征调工作，可见中央对此的重视程度。

对于长期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党员而言，骤然将城市工运作为乡村红军建设的辅助，自然不容易全然接受。一些党员认为征调工作弱化了工人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容易造成城市工作的消极。正如关向应所言：“输送工人到红军去的通告上为什么不从另一方面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并且应当在适当的条件下防止等待红军与同志中对城市斗争的取消倾向——伍豪曾与我谈过此问题。”而一些党员则认为红军难以改造，不同意转入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提及：“瓦日诺夫(郭妙根——原注)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

随着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及“国际路线”在中共中央的全面贯彻，党内对“立三路线”及“调和路线”的批判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步步紧逼。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多次来电，催促中共实现革命重心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迅速将大批干部人才和工人派往苏区。1月20日，中共中央进一步下达征调指标，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执行，“动员上海工人一千、香港工人二百、津唐工人一百以及其他城市工人去巩固红军”。可见，从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至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征调工作的重要性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迅速凸显，实施要求不断明确，展现出政策路线转变下的组织压力。而当征调工人参军以改造红军成分从组织建设理念转化为全党的具体政策后，各种组织挑战也随之而来。

二、工人的征调方式

此次征调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红军成分，而不是扩充兵源，所以征调对象限于城市工人群体。对中共而言，最适合的征调人选就是工人党员及其领导的赤色工会成员。然而，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时期的外部打击后，工人党员与赤色工会成员人数锐减。如1930年10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顾问盖利斯指出：“工人在党内只占2%(中国人说占6%)。”而据张国焘估计，此时全国白区党员人数仅占全党党员的3%，不足3000人。据此推断，此时白区工人党员当不超过200人。赤色工会的成员数量也不乐观。1931年2月22日，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报告说：“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说已由四千多退到几百人，香港由两千多退到三百多人。”显然，仅凭工人党员与赤色工会成员难以达到征调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征调对象必然要扩大到赤色工会以外的广大工人群体。

从阶级理论来看，既然红军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武装，那么工人参加红军、反对国民党统治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合理选择。因此，中共中央在征调宣传中不断加强政治色彩，提出“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等口号，试图通过政治动员吸引工人参军。1931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各地工会发出要求：“广泛地宣传解决失业工人的根本办法，只有推翻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现在湖南、江西、湖北等各地苏维埃区域实行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劳动保护法，工人没有失业的恐慌，失业有社会保险。这样在政治上动员失业工人赞助和拥护苏维埃，自愿地到红军去。”与此类似，中共中央还认为苏区取得军事胜利必然会引起白区工人的积极响应，因此也常常随着红军的战况来布置征调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指出：“在非苏区方面，必须加紧拥护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胜利。最广泛地将红军胜利的消息散布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庆祝红军胜利，征调工人干部，选派代表与〈为〉红军募招〔捐〕的运动。”

显然，中共高估了白区工人的阶级自觉与革命积极性。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共领导的工运转入低潮，白区工人长期缺乏系统的革命训练，难以自然形成革命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的宣传反而脱离了工人的日常经济诉求，降低了对工人的吸引力。1931年5月7日，米夫在报告中承认说：“党没有很好地制定出一个体现局部要求的纲领。那里还是旧的局部要求纲领在起作用在流行，这个纲领显然还是中共旧领导制定的，其中作为首要要求提出的是保卫苏区、支持红军等一系列局部要求。当然，在这一纲领中根本没有提工作日、工作服等问题，而只有明显的政治性要求。显然，要用这样的局部要求纲领去掌握上海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对党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中共的理想军队武装是工农群众自愿征招入伍组成的志愿兵，以区别于雇佣性质的军队。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即指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因此，中共既关注征调的实际结果，也强调征调过程须采用群众运动宣传、工人自愿响应的形式。如1931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征调工人到苏区去必须是自愿的，而且要做成一种运动，使广大工人群众能在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口号之下动员起来。”

然而，白区党组织在接连遭到破坏后，难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进行征调。随着1931年中共中央将白区60%的党员干部转移至苏区后，白区工作日益受到削弱。赤色工会已经难以与黄色工会争夺工运领导权，遑论发动群众运动进行工人征调。事实上，早在征调工作发起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征调动员时，了解中共组织状况的周恩来就已经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基层组织不起作用，任何动员都无法进行。”

而在征调的过程中，各地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与中共着眼于政治斗争不同，普通工人的参军动机颇为现实，往往取决于对参军福利与风险的衡量。1931年三四月间，盖利斯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派工人去苏区的事情办得很不好。(除香港和广东去年底派出的约50名工人外)目前谁也没有动身前往。一些人拿到了去汉口的票和各5元钱，另一些人向党提出了许多条件，如由党给他们支付债务、保证家属的生活等。”即使革命觉悟较高的工人愿意参加红军，也不得不顾虑留在白区的家属生活问题。例如1932年3月，上海产业支部的一名工人党员表示：“现在是有家累，我个人生死无足论，如无家累，则早已愿到红军中去。”

因此，相较于通过群众运动动员工人，白区党组织在实际征调中更倾向于采取秘密招募工人的方式。1931年4月，江苏省委指出：“各方面征调工人，大半不是以发动政治运动做起，没有和拥护苏维埃红军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进行，不是尽力在群众会上、工会团体中热烈地提出或选出到红军去的名单，而只是简单的个人谈话工作，甚至是捉人找人，变成招兵拉夫的方式。”一些地方党组织更是直接以解决温饱问题吸引工人参加红军。如1933年7月，共青团四川省委指出，征调工作中存在“简单地提出到红军中去就有饭吃的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采取招募方式，吸引工人参军也不容易。从兵源方面来看，民国时期的士兵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工人并不多。1930年，有人对太原警卫旅士兵的抽样调查显示，士兵来自农家最多，占据79.8%；其次是商人，占9.4%；工人仅占2.9%，且多为农村佣工、铁匠等乡村工人。事实上，早在1927年中共五大上，中共就已经发现工人对参军的抵触情绪，因而提出：“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地在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从收入来看，太原警卫旅士兵的月工资是6.3元至9元。南方地方军队士兵的月饷也相差不大，“四川二等兵月饷六元六角，还八折发下，广东二等兵月饷毫洋十元另五角”。而同时期京沪铁路工人的月工资约为29元，济南洋车夫的月收入为18元至21元。可见，参军对一般工人而言并不具有太大的经济吸引力。此外，城市工人流动性较大，职业选择较多，并不一定通过参军解决就业问题。即使同意参军后，工人也可能重新选择在城市就业。1931年6月，河北省委书记殷鉴向中央报告说：“征调工人到红军去的工作也是要加紧地来做。过去虽有几个人，经过省委的这次破坏，有的现在找不着，还有的因为没有钱，他们又去找职业去了。”因此，在理论上对改造红军成分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人，在白区社会环境中却并非主要兵源，吸引其参军较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愿意接受征调的工人往往负债、赤贫或消极，与侧重产业工人的征调要求相差较大。1931年2月1日，香港工代会扩大红军委员会在向广东省委报告征调工作时认为：“在香港这一工作之成绩非常之坏，总共前后报名的不过四十名，真实愿去而能够去的不上二十人，已去的十一人。不独数量上坏到这个程度，而质量上更坏，都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从琼崖跑到南洋，从东江跑到香港，同时现在还保留着失败情绪，而又是没有职业的失业者。”甚至有的地方党组织难以征调到工人，转而关注刚进城的农民。1931年8月，中央巡视员姚仲云报告了福州市委的征调意见：“要注意工人成分，不好找刚由农村里出来的农民。”

从改造成分的角度来看，采取招募方式已经削弱了征调工人参军本身的实施意义。本来征调工作就是寄希望于通过征调革命觉悟高与组织纪律强的工人参加红军，改造红军成分，消除红军的“非无产阶级现象”。而采取招募方式会使得工人参军从自愿变为雇佣性质，不能体现工人的先进性，自然无助于加强红军建设。1931年4月28日，江苏省委指出征调工作存在的问题：“政治上很少了解他到红军苏维埃区的任务和使命，有些为找生活出路的，有的是有危险倾向和犯错误的，有些在走时提出要钱还债×当等，往往因为未允许他们的这些经济要求而致临走时不走，或已上船便跑了下来的。这样的分子如果送入红军中去，不但不能去红军中起领导作用，反之必然还会给红军以不好的影响。”尽管如此，在严峻的白区环境下，这种理想化的征调方式显然难以吸收工人参军。因此，分散招募依然是各地党组织的主要征调方式。

三、工人的输送管理

与苏区农民大多本地参军不同，白区工人是异地参军，在本地征调后还需要输送至苏区。这个环节增加了征调工作的交通、经费要求以及管理难度。

从输送渠道来看，中共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专线是在六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的，其还承担着输送60%的白区党员干部转移到苏区的紧要任务，而各省并不具备单独开辟输送专线的条件。1931年春，周恩来认为：“由于省委缺少联系(技术性的)，它不应独立派遣工人。除了我们现有的途径外，不应通过别的途径派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达不了目的地。我们将经过这些中心派出负责同志并寄送材料。由于经费和信使不够，我们不可能专为工人开辟新的路线。”这样一来，各地工人的输送均依赖中央的单一渠道，造成严重积压。1931年4月，江苏省委在总结征调工作时指出：“专门依靠中央来输送，中央因为输送路线困难，一时不能送走，于是便把征调来的人停留着，久不解决。”

此外，异地参军还需要考虑输送经费问题。此时组织经费紧张，即使是中共中央也难以为大规模的工人输送提供经费。1930年11月，盖利斯向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报告：“在党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只能偶尔派遣个别一些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员平均需要花费200到240墨西哥元，用于购买食品、车票等花销。”而外地党组织还需等待中央调拨输送经费。例如四川省委征调的工人难以前往苏区，“自然中央不兑派遣费来是一不能派出的原因”。厦门市委也是“报告上讲已准备好二十人，要中央寄钱给他们”。因缺乏经费而难以成行的情况并不罕见。

交通渠道单一与输送经费紧缺导致输送不畅，进而出现工人折返、滞留、安置、暴露等一系列问题，增加了输送工作的反复性与复杂性，需要党内多个部门参与解决。面对复杂的输送管理，中共中央并未指定或设立统一部门负责，只是笼统地提出征调工作“由党、青年团、赤色工会来举行”。这就造成各地负责征调工作的组织名称各异，党、团、群系统交错。例如，江苏的征调委员会“由党团组织部及工会各派一人组织之，直接隶属于当地常委会管理”，香港工代会扩大红军委员会“在最初开始组织时有省委组织部一人，军委一人，交通科一人，港军委一人”，福建的征调工作“在厦门的执行，仍是只有赤色工会一个扩大红军委员会”。

这种各部门联席办公的方式容易导致权责不清晰、事权不统一。尤其在日益严峻的白区环境下，各部门成员难以经常聚集，进一步削弱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1931年2月1日，香港工代会扩大红军委员会成员陈荣报告了该委员会的运作情况：“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工代会的办公会议，去同互济会及在各赤色工会的支部中的扩委特派员(共有几人)接头解决一切问题，但从来也没有召集得成过会议。第一因联席会议的人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负责扩委的不过是附带的工作而已，所以根本难到会。下层的特派员因各种职业的工作，时间不同也不能一时开会。再其次是会址问题，曾有一次以市委活动分子会议地点为会场，但结果市委说有问题发生，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去接头。”

当输送不畅时，这种松散的输送管理往往不能有效处理各种问题，从而引起征调工人的不满，造成工人流失。1931年2月，香港工代会扩大红军委员会指出：“我们知道香港在业的工人群众很少有去当红军的决心，所以所报名的大都是些失业工人或是带有非常大的流动性的工人。因此之故，在他们想去的时候报了名谈了话。结果是因为等交通，在第一次去不成的，第二次又去不成。他们不能忍耐的，解释也不发生很大的效果，因为事实把他们吓坏了，只好骂我们是骗子。”尤其是已经辞去工作参军的工人，未能成行还失去工作。1931年8月，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向中央报告厦门情况：“征调工人当红军的事，厦门曾调动几个在业的筑路工人，想派他去，在交通关系未弄好以前，便叫他们脱离职业。后来又没有办法派去，而工友的生活又无法维持，如是他们涨一肚的气跑了。以后市委便停止这工作的进行。”

而更为严重的是，在白区环境下，当输送管理不能有效解决征调工人问题时，甚至可能出现工人转而危害组织的情况。1933年11月，陕西省委即报告了一起因无法安置征调工人而引发的告发案例：“八月在西安进行拥护红二十六军的运动，募捐及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在机器局募了几十人的捐款，在征调中有一个青年工人愿到红军中去，很热烈，立即辞退厂里工作，随同征调的及党所派的工作人员分头经过三原往边区去。但那时红二十六军已开往陕北，无法追及，只好折回，闲住约一月，无人招待，无人谈话，更未分配工作，他就找到机器局团的支部书记，要他想办法。支书无法可想，团省委也未过问，这工人遂向公安局报告，将支书及几个互济会会员捕去，厂内未被捕的大都相率逃去，工作便这样受到一个严重打击。”

对此，中共中央尝试通过拓展输送方式突破工人输送困境。其中一种输送方式是通过派工人参加开赴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到达苏区后再设法投奔红军。1931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曾提及这种方式：“被动员的一部分人直接派往苏区。而大部分要派往南昌和长沙地区，那里的军阀现在正在招兵买马。我们的人应该打入军阀部队，然后带着武器和被说服的追随者一起转到红军方面。对我们来说，这是把无产者调到苏区的比较简便、廉价和适宜的途径。中央委员们说，首批100人的经验非常成功。显然，第二批100人将于最近10天内调去。这一切做起来是很困难的。”这种方式将征调工人与士兵运动结合起来，既利用了敌军的输送渠道、武装与经费，还能瓦解敌军，显然更有助于红军，但具体实施必然牵涉诸多环节，难度自然较大。

这种方式也将输送管理从中央分散至各地，使各地党组织不用等待中央输送，可以自行安排输送。而各地组织条件不同，实施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长期注重白军士兵运动的四川省委，就对此方法颇为认可，“经过‘苏红之友’和党的组织，在这三月中派遣过将近四十个同志和群众到下东白军中组织兵变投红军，其中有六个工人分子(中大印刷失业工人)，而其他多数则是士兵出身”。相较之下，其他地方党组织并不一定具备这种条件。如1932年3月，河南省委报告中即提及无力采取该方式：“有组织地征调工农干部打入白军，到红军中去，简直没有丝毫的办到。”

此外，中共还鼓励工人自行解决输送的交通难题，希望给予工人经费与关系证明，由工人自己前往苏区。1931年4月，江苏省委即提出这种输送工人的方法：“给介绍信与其他帮助，要他们自己去找(如湖北、江西等苏区在上海的工人是有相当可能的)。”这种方式省却了中共在输送中诸多中间管理环节，不必等待党组织的交通准备，不会造成工人的积压。然而，这对工人自身的革命觉悟与身体素质有较高要求。同时，在缺乏组织监督的情况下，中共难以确保工人是否真正前往苏区。1931年4月7日，向忠发、王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雷利斯基报告征调工人中出现的问题说：“没有一个工厂派代表去红军那里。这像是招募工人，但进行得并不令人满意。招募来的是些骗子。他们中有四人拿了旅差费，但没有去苏区，而是骗走了钱就躲起来了。”这种情况在各地招兵中都难免出现。但征调白区工人参军需要长距离秘密输送，沿途环境限制了中共就“开小差”问题采取有效的监督办法。

面对经费困境，中共也鼓励通过“苏维埃之友”“红军之友”等工人外围团体自行募捐路费。1931年8月，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向中央报告福州情况说：“新市委对于征调工人当红军的决定，是要改变过去的办法，尽量鼓动工友自找路费。”然而，工人本身经济也不宽裕，依靠工人自行募捐实际上将输送压力转至工人自身。因此，各地常出现因路费难以筹集而无法输送工人的情况。1931年5月，山东省委在一份报告中透露：“省委曾经计划征调有技术及有革命经验的二十个工农分子到红军中去工作，加强红军的力量。有五六个工人极愿意到红军中去当兵，当时因筹不下路费，亦没有介绍去。”1932年9月，上海工联会也承认存在类似情况，“沪西本决定‘八一’前募五千人拥红，但沪西、沪东共只募了五百，征调只六十多个，钱未提，人未去”。

四、征调的实际效果

关于中共征调工人抵达苏区的实际数量缺乏明确的统计。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与全国总工会关于这方面的报告都比较模糊。1931年夏，刘少奇在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全国白色区域的产业工人目前与我们有联系的还只有二千人到三千人。全总还组织了不多的工人到红军中去，对苏维埃区域的工会运动已组织了一个有力的委员会派去。”这里表述为“不多”，显然情况并不乐观。况且，这还仅仅是组织人数，而非抵达人数。同样，1932年2月，中共中央在回顾上年度征调工作时就比较隐晦地指出：“白区党部亦都在宣传鼓动上来进行拥护苏维埃的工作，不过在组织上虽有‘征调工人’和成立‘红军之友’等工作，可是具体成绩非常之少。一般地说，白区对于苏维埃的拥护最好的还多限于文字口头上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很微弱的。”地方党组织的报告也与此类似。1931年11月，中共两广省委在提到红军征调工作时也承认“这一工作过去做得非常之差”。

根据上海与厦门这两个重要征调地党组织的征调指标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征调趋势。1931年2月9日，江苏省委决定“上海在三两月内每月须有计划地征调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以后上海每月须动员二百人至二百五十人”。1931年2月28日，福建省委公布的征调指标为“厦门三十人，福州二十人，漳、泉、莆二十人”。然而，1931年夏季，两地的征调指标已经大幅下调。1931年5月，江苏省委公布的六七月征调指标为“上海：东六、西十、北六、南六、中四、浦六、淞四、海十，以上皆工人”。1931年7月，厦门中心市委在8月至10月的工作计划中指出：“三个月内，在厦门要选派十个忠勇的工人到闽西去当红军，八月份要派去三人。”相比2月，上海各区六七月间共需征调52名工人，征调指标已经下降一半，更远不及原先拟定的每月200人至250人的指标。而厦门8月至10月的平均每月征调人数指标约为三人，同样下降明显。由此可见，仅仅半年，两地党组织即大幅降低征调要求，说明征调指标与实际效果出入较大。同样，香港工代会扩大红军委员会也认为上级制定的征调高指标脱离实际，“以后工作应以各方面的实际情形的正确估计来规定一个工作计划，才能切实地执行，不能像从前的只是说一个月内(或二、三月)要把五百或七百工人送到红军去，但实际上没有计划到布置工作的实际部分”。

为了加强征调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将征调成绩作为评判工作标准向下级施压。1931年4月7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王明等人谈话时指出：“你们曾对我说过要动员1000名工人参加红军。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没有用……应该非常仔细地考查这项工作和负责这件事的同志。要给支部下达新的指示，但工作任务应当完成。这是党能不能给红军和苏区以支持的问题。我们将根据这项工作的结果来评价上海和其他组织的整个活动。”共产国际的督促压力很快通过中共中央传递到地方党组织中。1931年5月9日，中央政治局指出：“中央在五六两月中要严格地督促几个中心省委，在他们已经承认的定额中，要求他们‘兑现’，并且要拿这一工作是否做到成为各省省委是否执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第一等任务的测验。”同时，中共中央也曾采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推进征调工作。例如1931年3月，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沪南、沪北、沪西各区委签订工作竞赛合同，规定3月21日至4月20日，“征调工人到红军去及募捐慰劳工农红军人数：(a)征调工人各三十人。(b)募捐各五百人(其中三百个工人，其他二百人为其他成分)”。

然而，当白区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仅仅依靠上级督促并不能有效解决征调工作的困难。在地方党组织看来，征调工作执行难度大、协同要求高、组织风险大，难免对征调工作趋于消极。1932年8月，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向中央报告关于天津的情况说：“在执行拥护苏维埃红军的任务上，又是只空喊‘调动大批的工人到红军去’的口号，不但没有派人去，连最容易的工作——苏维埃政府的各种宣言、红军几次的告白军书等等都没有翻印出来，散给广大的群众中去。”1932年9月，上海工联会指出：“红军之友在闸北有一个组织，但没有人注意它。”即使上级采用各种督促方法也渐趋无效。1932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报告共产国际指出：“虽然去年我们为着加强速度与发展工作的积极性，曾一再提倡革命竞赛和各种督促检查工作等方法，可是在白区内许多地方只是成了一种时髦话，实际上甚至自己签订的条约和通过的决议，过一时也就忘记了(如上海去年曾有三区签订竞赛合同，但过一时大家都忘了。陕西省委甚至认为自己工作计划有三分之二没有完成是中央的错误！)”

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全总在上海遭到大破坏，白区各地的征调工作大体已名存实亡。1933年1月17日，陕西省委巡视员杨声就三原县党组织情况报告说：“对拥护红军工作没有具体的决定与动员，只提到成立有征调委员会。”1933年1月21日，中央巡视员就厦门情况指出：“对拥护红军的工作同样没有看到任何工作。红军之友、募捐、征调可以说什么都没有。”1933年3月，四川省委报告：“在成华，党在几千失业兵工厂工人中就没有开展拥护红军的政治运动，大批征集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1934年7月7日，香港工委报告：“介绍到红军去，虽有准备和决定，但因路线关系，去的还无一个。”尽管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依然要求白区工会征调工人参军，但这在白区革命低潮时显然已难以实施。

当白区工运趋于低潮时，苏区工运却在迅速发展，工会成员达到约14万人，是白区赤色工会成员的近25倍。值得注意的是，苏区工会之所以成员众多，与中共对苏区工人的定义较为宽泛有关。1932年9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专门就苏区工会会员问题提出，“凡是承认工会的章程，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无产阶级)或主要来源(半无产阶级)之工人、雇农、雇员、苦力等，无论他的年龄、性别和籍贯及宗教的信仰与政治见解如何，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并且批评了苏区工会中“用种种条件和官僚的手续来限制工人加入工会”的做法，将乡村工人扩大至工人、雇农、苦力、雇员、手艺工人等范围。

鉴于白区与苏区工运的反差，中共中央逐渐将征调工人参军的工作重心从白区转至苏区，将苏区工人作为改造红军成分的主要来源。1934年3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报告在苏区的成绩：“一年以来，在中央苏区，工会供给了差不多一万个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党、团、各种群众团体工作……红军长官工人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对于中共中央而言，这也是在白区征调工作难以为继的现实情况下，完成共产国际征调指示的一种转向。而在红军干部看来，改造红军成分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朱德对此指出：“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

五、结 语

相较于其他武装，中共的参军动员，既考虑扩充兵源这类军事要求，又注重改造兵源成分以确保军队的阶级革命属性。从扩充兵源来看，工人不可与数量庞大的农民同日而语。但依据阶级革命理论，工人代表先进阶级，在确保军队的阶级领导权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因此，通过征调工人参军，也是中共改造军队成分的重要方式。而本文分析的1930年至1934年中共征调白区工人参军的实施过程，就体现了这种以改造成分为目标的参军动员类型。

与扩充兵源为主的参军动员不同，以改造成分为主的参军动员对象主要限于工人。从阶级革命理论来看，工人属于先进阶级，具有较高革命觉悟与组织纪律性，参加无产阶级军队符合阶级利益。但这种理想状态在高估工人革命积极性的同时，忽视了具体征调工作中的各种限制条件。事实上，在缺乏长期革命训练的情况下，工人并不会主动选择参加红军。同时，从利益权衡角度来看，参军也难以对工人形成强大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党组织往往倾向于运用招募形式完成征调任务，而由此招募的工人质量显然与改造红军成分的初衷相偏离。

从征调组织运作来看，白区环境也影响了征调的实施方式与效果。白区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难以采取群众运动的参军动员方式，只能进行秘密征调。同时，征调白区工人属于异地参军，还需要考虑秘密输送问题。这些征调要求无疑增加了征调工作的执行难度。尤其是1930年革命重心逐渐从城市转向乡村后，白区党组织日渐衰弱，也难以承担这种跨越两地的征调任务。可见，中共以改造成分为目标的参军动员，往往受限于工人身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面临较大的组织运作压力，效果并不突出。事实上，即使是俄共征调工人改造俄国红军成分，也是在十月革命后的有利政治环境下予以实施，这种有利条件显然是白区党组织所不具备的。

与扩充兵源为主的参军动员相比，以改造成分为目标的参军动员更注重兵源所代表的阶级先进性，而非兵源数量，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过于理想化的一面，也增加了实施难度，但这反映出中共的参军动员并非单纯的军事行为，而包含着强烈的阶级革命理念，使其区别于其他武装。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始终贯穿于中共的军队建设进程中，成为理解中共军队特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