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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时间：2022-05-20 13:30【字号：大 中 小】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推进的，无论是参与者的身份、年龄、社会地位，还是具体活动所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空间，都是影响革命运动能否成长起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相对于中共革命的成熟或高潮阶段，初创期亦甚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后人理解这场革命运动生根起苗的底色与原色，可能更是难以绕开的关键节点，正所谓“发其源、探其流”。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在中共党史的叙事版图中并不占据核心位置，却有着鲜明的时空特色，即革命精英的代际融合与革命中心的双城摆荡。既往的四川党史研究尽管从地方革命史的角度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梳理，但对四川共产主义革命缘起的时空特色少有深入探究和解释。如果要克服地方革命史的同质化和碎片化的书写模式，以新的视角寻求建构另一种革命史叙事的可能性，历史研究者就既不应机械地按照同心圆的方式来复制全国层面的革命史，也不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般地一头扎进地方“特色”中，却遗失了与普世革命的有机关联，而是应当如用画笔勾勒月映万川的影像一般，努力呈现普世革命价值之“月”在特定时期映照在具体地域的鲜活之“光”。只有这样，地方革命史研究才能真正确立在总体革命史中的位置。这种位置并不仅仅是由革命结果的成败或大小来决定的，更是由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来决定的。由此观之，一个看似革命成果并不十分令人瞩目的地域，也有可能从总体史的意义上深化对于中共革命落地的丰富面相和复杂张力的理解，本文对四川早期革命时空维度的研究旨趣正在于此。
四川在建党建团初期呈现并行不悖与内外交织的多中心发展模式。王右木在成都、恽代英在泸州、唐伯焜等在重庆，以多点多线齐头并进的方式开启了共产主义组织在四川落地生根的最早进程。
王右木是典型地方知识分子出身的“播火者”，在四川最早开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与知识青年的组织动员工作。他利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师的身份，扮演着对地方趋新学生的青年导师角色。新式学校这类现代化色彩浓厚的制度空间与因学而聚的学生群体，是中共早期组织成长的重要基础。自1920年前后，王右木便开始在高师校园内外开展办报立社的进步活动，“当时木曾于高师设一读书会，集合好读新书报者，合而一之，木以心得暗中指导，似有头绪。当创办《人声》十日刊，十日刊后改周刊，因学潮事停版。中间曾将高师校内部读书会，改为各校共通的读书会，取名为《人声报》附设者，其态采仅结合学生及工人之宣传，并非偏重学理研究及向各人脑中有效的输入也”。1922年夏，因参与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被学校解聘的王右木，“艰于旅费，冒万苦来到上海”，接受了陈独秀、施存统、张太雷等人要求在四川创建青年团的嘱托，“诸兄于临行时，赐我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号若干份，我归成都后的组织，就凭我的意识做了，凭我的意识把S.Y.的章程执行了”。1922年10月15日，成都团地委正式在王右木家中成立。12月15日，团中央执委会于北京召开第22次会议，其中的第七项议题就是“正式认可芜湖、成都两地方团”。
重庆团组织最初的创建者唐伯焜、周钦岳、董宝琪等人则是留日、留法归来的本地知识分子。1922年10月9日，重庆团正式成立，并于14日由书记周钦岳致信中央汇报此事。10月30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21次会议，其中第六项讨论的议程即为承认重庆地方团。不过，主导其事的唐伯焜虽较早便受陈独秀等人所托在渝建团，但后来因其做事风格倾向务虚名、出风头，屡次受到王右木、恽代英等人的批评和质疑。如王右木对唐伯焜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公开组织成立事颇为不满，致信团中央表示：“我质疑之余，简直视出他们是新的三民主义以欺青年者。”恽代英也在1923年初与重庆团员接触过后大失所望：“在此所见所闻似唐、周均于××很少了解，而彼等以外所谓S.Y.同志更只是彼等同事数人，彼等多似托庇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接近军阀为荣，以我看来，实不见与其他政客有何异点也”，“大致唐近荒唐而多虚荣心，闻其以S.Y.书记印名片上，但S.Y.本身却一无活动，周、董亦无系统见解，但亦不致有大失德耳。此地S.Y.最大缺点即是无办法，而且亦似不大想何办法，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在是年底回复王右木的信函中，也承认重庆团既存的虚浮问题。也许与此有关，重庆团从成立到1924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介于被团中央承认与不承认之间的尴尬境地。即使曾任成都团地委书记的童庸生于1923年末赴渝接办后，重庆团在短时间内仍未获得中央肯定性的答复：“今年鲁自成都归来，唐君复托以续办，迭有书报中央。唯中央未复，鲁不知其中实系何故？现唐君赴蓉，未在此地，亦不知究经中央批准否？”
而此时正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任教的恽代英所领导建立的泸县社会主义青年团，则是整个四川地区第一个应团中央直接要求成立的团组织。1922年春节后，恽代英接到团中央从上海给他的书面通知，要他在泸州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和他直接联系。1922年5月5日，恰逢马克思诞辰这一天，恽代英在川南师范主持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制定简章，开展定期的读书活动。该团体成为当地青年团建立之前的过渡性组织。不久之后的5月28日，恽代英便在泸县忠山凉亭召集张霁帆、余泽鸿、曾润佰等六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正式建立了泸县社会主义青年团小团体。不过，受各种因素影响，该组织的成立问题要到次年1月27日，才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7次执委会上被正式承认。
由上述史实可见，全川最早建团的泸州、重庆、成都等三地的开拓者，均是能够与党团中央主要负责人直接联络的，他们要么是有旅外经历的返乡知识分子，要么是享誉全国的青年领袖，已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本与活动能量。而从地域空间视域下的组织脉络来看，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是以一种“网格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各地方组织依托于各自核心人物的活动能量与人脉资源，并行不悖、多水分流地自行生长，仅与相距遥远的中央保持着不定期的通讯联系，互相之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与援引。这种多中心的网格状、扁平型的发展模式，与单中心的同心圆发展模式构成了明显对照。前者易引起革命活动中心在各个地域间的摆荡、位移，后者相对来说在人脉网络与中心地域的结合上更为稳固。
此外，辛亥—五四时期新老两代革命者代际交融的情况，之所以在大革命前的党团初建时期未显现出来，一方面和早期主要开拓者的个人经历直接相关，如出生于1895年的恽代英并非四川本地人，从年龄与资历上看，无从与川中辛亥老辈们建立深层次联系，他在川内仅活动了一年多时间便出省赴沪，投身于全国性的革命舞台中。而王右木虽然生于1887年，年龄上大于绝大多数后来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五四”青年，但作为埋首教育文化事业的典型在地知识分子，他主要面向校内外青年群体开展活动，与川内外的同盟会—国民党系力量之间并无任何瓜葛，甚至在领导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还一度与他们处于对立面。直到1923年11月中旬，国民党四川省总支部正式成立，王右木才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号召而加入，并担任宣传科副主任。不过，因王右木于次年春即不幸牺牲，从1924年至1925年间，又因省内军事政治掌控权的武力更迭，全川的国民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公开活动，四川的国共合作局面尚未展开即半道中辍。另一方面，大革命前的国民革命运动尚处在萌芽阶段，还未形成潮流，新的革命风浪还停留于夔门之外，四川既有的军政格局与社会积习尚未被打破。资历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虽然此时亦在四川活动，并于1922年9月至1924年初担任了成都高师校长，与作为播火开拓者的王右木、恽代英等青年领袖之间存在一定交集，但在组织线索上尚未融为一体，前者是作为革命体系外的同情者而存在的，并非成都青年团这一激进政治共同体的参与者。因此，由王右木等人主导的成都激进青年革命共同体与以吴玉章等人为代表的川内辛亥一代政治精英，在四川党团组织初创阶段并无直接的联系与沟通。川内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也呈现成都一家独大的局面，这种境况要到1925年秋冬国民革命大幕逐渐开启之后才有所变化。
1924年暮春时节，控制成都军政势力的轮替与王右木的出川及失踪，以及随后吴玉章、杨闇公等已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外部政治压力下纷纷离蓉赴渝，某种程度上既象征着四川共产主义革命中心的首次位移，也标志着不同世代革命者网络之间的交融徐徐拉开了帷幕。当时革命中心从成都位移到重庆的过程，恰值国共合作在各地全面铺开以及国民革命运动渐入高潮之际。在此背景下，辛亥与五四两个世代的新老革命者，便因缘际会地在山城重庆开启了颇具意味的代际交融与紧密互动。
重庆地区在大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地域革命活动的中心，扩充和拓展了王右木等人开创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网络，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在当时的特定政治社会背景下，与革命者相关联的多重人际网络基于川东地域实现了交叉、汇聚与融合，从而塑造了革命力量在地方社会实现代际链接的因缘际会场景。因此，通过分析代际交融视域下的地方革命网络构建路径及其特征，有助于从时间演进与世代更迭的逻辑链条去理解中共革命的复杂面貌。
(1)弃旧开新：大革命风潮中的“老同志”
1925年前后，聚合在重庆的革命力量以及同情革命的社会政治势力，由多个人脉网络交叉、重叠与汇聚而成。首先是由具备老同盟会员(包括中华革命党等改组以前的国民党系政团)身份、有川内外政军界任职经历的川籍旧式社会精英转化而来的力量，其中主要有吴玉章、李蔚如、李筱亭、陈达三、陈宣三、邓懋修、邓劼刚、江子能、刘伯承等人。这批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及护法运动，阅历丰富，一般都有在川内外的军界、地方自治机构、政府机关、各类学校与公共法团任职的经历。他们虽多属川内国民党系力量中的二线人物，但从辛亥革命开始，便与熊克武、但懋辛、黄复生等活跃于前台的川籍一线军政精英颇有往还，人际关系较为紧密。他们在国民党系统内外的资历较深，在地方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名望与相当的活动能量，在川内各界的人脉关系网与资源动员能力亦较强。从年龄结构上看，这批人多属19世纪80年代生人，有个别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或90年代初期。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左翼势力兴起前后，他们的年龄多处于40岁至50岁之间，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政治资本，尤其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当时的四川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和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央党部乃至国民政府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国民革命时期有着较为充沛的党务资源与政治“名分”，在川内政军格局中呈现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他们的左转对于扩大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在四川的影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亦掩护了中共组织在地方场域中的发展以及各项激进活动。童庸生在大革命高潮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提道：“李筱亭很左倾，省党部执行委员只有二人是左派，余均C.P.。”在1926年底参加重庆莲花池省党部举行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的57名代表中，有据可查的具有国民党左派身份的人员就达20多名。这次大会选出的14名执监委委员包括了李筱亭、邓劼刚、陈达三、陈宣三、熊子骏、吴匡时、向时俊、刘伯承等多名已加入中共的川内国民党系人士或国民党知名左派人物。
这批辛亥老人中最具政治分量与全国性影响的当非吴玉章莫属。吴玉章作为具备老同盟会员身份的社会名流，出身于川南富庶之地荣县的世家大族，两位兄长均于清末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也是参与了创办学校、工商企业等多项公共事务的地方名流，长兄吴匡时还曾任反清会党组织——四川共进会的“坐堂大爷”。吴玉章在清末留日期间，参与创办《四川》杂志，勉力维持留日学生会馆，为黄花岗起义等多场反清战斗筹买、运输枪支弹药，后回乡协助筹划荣县独立，并参与创建辛亥革命期间的全国第一个军政府，后来又前往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任职，二次革命失败后游学欧洲多年。至1919年离开广州护法军政府返川后，他与一度在全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黄复生等国民党系军事政治首脑，因早年均系同盟会反清活动战友而过从甚密，这为他在川内从事自治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和支撑。1922年9月，吴玉章正式接任川中最高学府——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直到1924年初以熊克武为代表的旧国民党系军事力量败退出川，他才去职并暂时离川。可以说，从清末到民初的重大历史事件，吴玉章无役不与，活动空间早已超出省域乃至国门的限制，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
除吴玉章外，老辈中人还有李筱亭、李蔚如、邓懋修、邓劼刚等亦值得一提。李筱亭1880年生于四川宜宾，1906年底加入同盟会，参与重庆的反清起事，后来担任绵竹、江油等县知事，1915年底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20年代前期在广州的非常大总统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办公室任职多年。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吴玉章提议，决定解散1925年8月成立的右派占多数的四川省临委，另委李筱亭、杨闇公、邓劼刚等八人组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新省临委。李筱亭因在四川老同盟会员中人缘好、资历深，被称为“莲花池省党部撑持门面的人”。1883年生于四川涪陵的李蔚如于1904年春赴日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清末留日学生界的政治运动，逐步形成了他日后在川内展开政治军事活动的人际交往圈。他曾参与重庆蜀军政府的组建工作，后在以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川军一军系内长期担任要职。1924年春，李蔚如返回家乡涪陵县创办民团，隐然与旧川军地方实力派相颉颃，并在援引重庆国民党左派力量与中共党团员抗衡政治对手的过程中加入了中共。来自川东巴县的地方名绅邓懋修、邓劼刚父子则是在国共合作全面铺开的背景下日益左转的，前者担任过四川省议会议员，在重庆发起过四川自治期成会，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获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与吴玉章同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拥有较深的政坛履历。邓劼刚的人生道路深受乃父影响，1912年于重庆府中学毕业后，即在国民党系力量掌握的光国学校、中山学校等教育机构任教，后在重庆积极参与四川国民党组织的重建并担负日常秘书工作。1926年2月，邓劼刚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委常委兼秘书，成为四川国民党左派势力的核心成员之一。同月，他经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共。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国民党系人士与中共的合作形成过程中，吴玉章是一个关键的联结点，他的政治转向与积极活动不仅促成了川中部分非军政实权派的旧同盟会员政治态度分化，而且为激进青年在川创建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庇护与“撑伞”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在辛亥老人与同旧国民党系力量没有多大瓜葛的年轻一辈中间，扮演了穿针引线的“搭桥”作用。1924年初，还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任上的吴玉章，便与杨闇公、童庸生、傅无双等年轻一辈知识青年创建了以宣扬马克思主义与苏俄式社会主义为职志的“中国YC团”(吴玉章后来在回忆中将其称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引者注)。这是一个在成都、北京等地短暂、独立存在过的宗奉马列主义学说的政党性组织。吴玉章在与这批激进青年的共同行动中跨越了年龄与阶层的界限，为之后沟通新老两代革命者奠定了基础。1925年初，因与在“讨贼之役”中击败熊克武、但懋辛而崛起的非国民党系四川军阀杨森等产生隔阂，吴玉章与刘伯承等联袂北上京城开展政治活动。当年4月，吴玉章在京由童庸生、赵世炎等人介绍加入中共。因他与国民党势力存在着深厚的历史关系，中共中央决定不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留其在国民党内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在川中社会颇有影响的吴玉章的左倾，给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组织在重庆的活动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社会资源与平台。数月之后，吴玉章奉国民党中央党部(广州)委派，以特派员身份回川筹备党务，于1925年8月15日抵达重庆，并迅即推动了对右派居多的国民党“四川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改组，吴玉章担任了新的执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四川国民党党务恢复工作开始蓬勃推进。
总之，以吴玉章为典型代表的活跃于川中政治舞台的本土革命精英，在实际的政治社会活动与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传统政治秩序与社会乱局的失望之情，他们对群众作用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逐步与马列主义理论视野下的群众观乃至阶级斗争观相契合，与传统的政治行为模式开始疏离，从辛亥老辈转变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2)穿荆度棘：国共合作中的革命“新青年”
前述这批老同志实际上在当时川中整个革命活动中起到了“结网”或“撑伞”的作用，亦即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层利用自身的色彩与既有的地位、资源为年轻一辈革命者提供了一定庇护。而在推动四川大革命成为一场波及川东地区知识青年、城市平民、工人、近郊农民的社会运动过程中，起到向下“扎根”关键作用的群体，则是以杨闇公、童庸生、冉钧、程子健、任白戈、钟梦侠、罗世文、周贡植、刘成辉、杨洵(杨伯恺)、萧华清、邹进贤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内的青年骨干。这批成员主要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或20世纪早期，大革命时期年龄普遍在30岁以内。当时他们多是青年学生、中小学教职员或职业革命家等，在接近与发动城乡知识群体以及底层民众方面，担当了最主要的职责。与此同时，其中的少数成员家境出身较好，往往也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物质基础乃至活动凭借，对中共党团组织在地方社会场域中的崛起壮大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成都中共党团组织的灵魂人物王右木牺牲以后，杨闇公逐渐成长为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革命网络的核心人物。杨闇公于1898年出生在川东南潼南县双江镇的一个世家大族，家境较为富裕，能够支撑家中子弟外出游学或闯荡。他的数位兄长均是参与过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同盟会员，长期在四川军界政界任职，在川中上层社会较有影响。他本人也有从军反袁与留日习军事的经历，交游广阔，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与国民党系一脉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有助于他和吴玉章、刘伯承等人的交好。他在多年的社会活动中，亦随时留意身边的俊秀之才并积极相与交游联结，竭力聚合一个改造家国的新人才团体，“吾国近来的政治中枢已失，如要望这一般幸运儿整治清平，真是俟河之清！这种责任，完全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能够旁贷吗？奋力前进，必有达目的底一天。今后当注意同志的学识，择优秀分子为中坚的骨干，因群众运动非有中坚人物不可”。因此，杨闇公虽然没有参与成都地区由王右木所推动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但凭借自身的人脉圈子，于1924年初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创建了“中国YC团”。他后来专程赴沪会见恽代英等团中央负责人，商谈YC团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事宜，1924年8月返渝后，便参加了重庆青年团的活动，并于1925年初加入中共，着力推动中国YC团融入青年团。1926年初，他担任了中共在四川的第一个省级领导机关——重庆地委的书记一职。
除杨闇公以外，童庸生是另一个关键人物。他于1899年出生在四川巴县的一个小乡绅之家，1919年考入成都高师，在学习过程中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领头创建了四川第一个自发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3年毕业后，童庸生即离蓉回渝，积极参与重庆团的工作，长期担任重庆团地委书记，参与创设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很快便与杨闇公一起成为以重庆为中心的全川革命运动青年一代之双璧。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欣赏、互相支持，成为中共在渝城逐渐形成较有力的革命领导集体的重要原因。童庸生在致中央信函中对杨闇公大加赞赏与推荐：“川中有名社会主义者杨闇公(日本留学生、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总务干事，亦民党分子也)。不日来沪，到时祈加意接洽”，“为人英发有为，研究亦深通，深通军事学。伊意志在武力，专从实力革命者，与成都高师校长吴玉章同组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一次)……此人关系吾辈事业至巨，到时望细与讨论即得知也”。而杨闇公在日记中更是多次称赞童庸生的才能：“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他的精神贯一的样子，在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勇于敢为，富有思想的和机变的人，不是其他许多有信仰而无实行的勇气方法的人可比拟。此地青年界思想的变动，完全是他的大功绩。”
除童庸生之外，从巴蜀本地成长起来的罗世文(1904年生)、邹进贤(1899年生)、任白戈(1906年生)等革命青年以及赴欧洲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陆续归来的周贡植(1899年生)、冉钧(1899年生)、程子健(1902年生)等人，均在大革命前后逐渐成长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如杨闇公在和小他六岁的罗世文交往后颇欣赏其才干，在日记中屡屡提及，“世文午后来寓，谈甚欢！并嘱其教诸妹的英文，此人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就的”，后来更推荐罗世文担任重庆团组织书记，自己则负责组织工作，“入夜伯焜等来寓就商一切，书记我主以世文代，因希平太忠厚了，他们也很赞同”。而来自川东綦江的邹进贤则在日记中清晰地透露出自己从“五四”青年转型为“革命”青年的心路成长历程。外部恶劣环境的侵逼与激进改造思想的浸润，再加上个人家庭出身、阅历、性格与理念等元素的作用，共同塑造了年轻一辈的人生抉择。
在四川聚合起来的这批青年一代革命者，以杨闇公、童庸生等人为核心，在地方社会的青年界、学生界中发挥了较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即认为：“四川现在负重责的吴、杨、童三同学，均忠实有活动能力，所差只在对于一个政策的见解尚不稳定，内部党的教育工作尚少方法。”正是他们的实践，促使初步聚合起来的激进青年群体从以律己达人为目标的联络感情的交流自治团体，走向具有明确社会政治诉求的改造行动团体，最后再演变升华为以意识形态和铁的纪律等原则为强力规范的革命团体。
在激进政治行为模式兴起的大革命前后，随着地方党团组织的成立、发展以及外围群众团体的力量扩张，上述这批年龄相近的革命知识青年，实际上掌握着中共在四川掀起的革命活动的话语权与主导权，推动了青年学生界自发或被引导形成的社团，初步与强调组织纪律性、政治原则性的中共党团实现接榫。大革命时期中共重庆党团地委领导的各类革命活动日趋激烈，除了有赖于上述这些关键青年骨干所起的“深耕”“翻土”作用外，也须依靠他们与老一辈左翼政治人物的紧密互动及代际交融。
(3)新老革命者代际交融的管道途径
四川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辈革命者之间的交融互动，促进了中共党务工作在当地的开展与国民革命左翼力量影响的扩大。两代革命者代际交融与互动的管道，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呈现。
首先，吴玉章、邓懋修、邓劼刚等辛亥老人通过办学，为年轻辈的党团员提供了可作活动凭借的学校制度空间。例如，他们利用己方力量自办的光国学校、中法学校、中山中学等教育机构，为年轻一辈革命者提供了职业依托、政治掩护与动员管道。重庆光国学校就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人活动的重要据点，1926年末在此召开过四川国民党左派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主持该校工作的邓劼刚所述，这个学校一度成为川省国民党左右派势力争执的焦点，“光国学校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党拨款，就旧会府地址建筑的唯一的学校。一九一三年四川讨袁军失败，国民党人多出亡，此校即由孟竹君和邓懋修父子苦心维持约十余年。那时此校为左派省党部所掌握，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又添办中山学校，深为右派朱叔痴等所嫉视。为了争夺此校，他们曾想尽方法，三次派人接收”。
由吴玉章一手主导创办的中法学校更成为重庆党团组织日常活动的大本营。1925年8月，吴玉章回重庆后，先找旧国民党系人物黄复生、朱叔痴等人商议办学事宜，但话不投机，深感“国民党的旧人暮气沉沉”，后又找到杨闇公、杨伯恺、冉钧等重庆青年团骨干商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吴玉章旋即拿出廖仲恺托其回川恢复党务工作的活动资金以及自己在川江轮船公司的两张股票所当之银，作为中法学校的开办费，次月便将学校开办起来。吴玉章作为一战前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者之一的身份，无疑有利于其在重庆的教育机构创建活动。据时人所言，中法学校经费筹集与规模扩充等上层工作均需仰仗吴玉章等人操办，“现时学校经费全由玉章个人担负，想明年班次扩充，需款甚多，玉章无此能力，北京庚款无望，我们想要玉章在粤京各地券筹，亦望中兄直接间接与以援助，因川内同志程度过差，如果上层工作需人，简直没有办法，加工赶办恐还来不及，故除川省政治工作外，对于学校之扩充计划，中兄亦有指示玉章之必要”。该校名义上由吴玉章兼校长，实际工作均由中共方面的革命青年负责主持，童庸生、杨伯恺分任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杨闇公、冉钧、廖划平、萧华清、程子健等中共党团干部都曾在校兼课任教，甫一成立便迅即成为重庆左翼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该校在中共革命版图里的重要作用很快得以显现。1926年夏，任白戈等南充青年因参加当地国民党左派活动而无法立足，由吴玉章介绍到中法学校，免去全部食宿费用，还提供了充分的政治活动空间。据任白戈回忆，中法学校的短暂经历极大地推动了他在革命政治方面的成长，“名义上是中法大学的学生，实际是取得这个名义以便搞学运工作”，他很快在中法学校入党，被分配担任重庆团地委的宣传工作。因成为当地知名的左派人才汇聚养成之所，上述这些学校在“三三一惨案”中也成为地方反共势力的首要打击对象。
其次，辛亥老人们利用自身名望和资历，促进左派国民党党务工作在川内各地的开展，为青年一代的政治活动提供党务平台的支撑与掩护。各地革命青年虽然多是县区地方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实际承担者和骨干力量，但他们之前与同盟会—国民党系势力并无多少瓜葛，要在地方上迅速获得崛起的资本与平台并不容易。如果借助资历深厚的同乡前辈们的影响与人脉，通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大革命初期川南重镇宜宾县城里只有郑佑之、郑则龙、尹敦哲等四名青年团员，力量单薄，工作开展困难。1925年末，陈宣三、江子能等具有旧同盟会背景且已加入中共的地方精英回乡，在他们的协助下，青年团在地方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在致团中央的报告中即声称：“中国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已正式成立，有党员三百余人，敦哲当选为县党部候补执行委员，佑之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则龙当选为区党部执行委员。”这为地方革命青年们提供了相当的活动空间，“我们正设法吸收其进步分子，并极力使之左倾，使他能完成他的民族革命之全功”。再如，经由莲花池省党部上层统战工作搭建的人际网络，川东荣昌县的中共党人也获得了驻防当地的刘湘部第四师师长罗仪三、参谋长韩守斋等人的政治庇护，并得到了充足的经费支持，促成了中共青年掌控的荣昌县国民党左派临时县党部的创立。吴玉章、刘伯承、李筱亭等川籍国民党系人物在广州国民政府系统内组织专门针对四川问题的特务委员会，在北伐军克复武昌城前夕，与川中各军赴粤联络代表正式签订了六条协议，规定了“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等条款，更从整体上为中共等左翼力量在川内开展党务活动构建了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各派势力斗争异常激烈的重庆，杨闇公、童庸生等革命青年对刚入党不久的吴玉章依赖实深。杨闇公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与右派力量周旋对抗，“国民党的右派(官僚们)连日都在包围我，想使我为彼辈的拥护者，我也乐得利用他们。故近日作的事，与对他们说的话，完全是两样”，“他们这些老东西，就只会说不会做的，这次若不是我们出而奔走指导，他们真无办法。今天讨论的时候，很可看出他们的无能”。虽然他们在精神上很藐视那些老一辈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但他们也屡屡感叹道：“对付民右真是一笔说不尽的苦事，可以说从来此地工作无有如对民右之困难者，我们自然不免要想法厚起脸钻进去(因为他们排斥我们，施以种种限制和挑剔)。”在他们的眼中，老民党里最初只有吴玉章靠得住，“川省民校除吴玉章外尽系右派，并且是有力的右派根生地”。因此，他们在给党团中央的信函中，一再要求对方催促吴玉章尽快归省，参与地方国民党党务工作，以便抗衡树大根深的老右派势力，类似“吴玉章尚未到，如滞沪上，请促其速归。盼切！”这样的描述，在杨闇公、童庸生等人致中央的报告中曾多处出现。刚由法国返川不久的杨伯恺，也在致中央信函中强调说：“如果此次玉章在广东行动表示颇佳，回上海时中兄宜多与接谈，川省政治工作亦可尽量与他商量，明年上春定可开始行动。”
再次，老一辈精英也利用自身影响为年轻一代在川内军界、团务界、政界、教育界等谋取职位。李蔚如回乡后，不仅在涪陵县四镇乡创建了农民自卫军武装，携手左派省党部派来的革命青年办团自卫，而且利用自身威望筹资创办“更新小学”“弋阳国民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所办国民师范极宏敞，地亦清幽。李筹款万余元，垫支数千元以成之者”，其中容纳了不少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担任教学工作。在此过程中，李蔚如还由受聘为当地小学教育指导员的喻凌翔介绍加入了中共。此外，他还利用自己与涪陵驻军师长郭汝栋的师生关系，推荐中共党人前往郭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并创办随营军官学校，聘请不少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青年担任教官。一时之间，涪陵区域的“赤化”运动声势颇为浩大，震动全川。一些川军将领在同盟会老辈的介绍下纷纷加入国民党左派党部，这又为青年辈的主动出击、去各军中开展政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当时重庆《新蜀报》经常刊载此类消息，“川中将领自革命军实行北伐后，旗帜鲜明节节胜利，各将领亦异常注意，早有加入共同奋斗之决心，近来入党注册者，异常踊跃”。在广东北伐军进展神速的影响下，四川军阀力量的投机性又加速促进了这一趋向，“(刘文辉)近来因北伐军在湖南的胜利，遂动其投机之心，把他前次命令封闭的‘叙府学联’和‘后援会’等启封，并向民校极力要好，自命为是中山信徒，翻印三民主义等书散发军中，以表其忠诚；又嘱人要玉兄去长成大，并愿出资办一日报为民校主义的宣传，且向民校要人在其军中去作政治工作。无论其投机与否，这样表示算是十足了”。曾是熊克武部下的南充驻军首脑何光烈，为抗衡同处南充一地的北洋系前任四川省省长张澜，亦邀请吴玉章“赴顺(顺庆，今南充)为之办高中，以作与民校输诚的表示”，而吴玉章则大力举荐童庸生前往担任高中校长。再如，川南古宋青年秦青川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留欧近六年，并在海外加入中共，于1926年夏与朱德一同返川，抵达万县后往晤驻军首脑杨森，“当道以上宾之礼相待，然实因朱君同行，余不过附其尾罢了”。秦青川其后很快便在莲花池省党部人际网的介绍下，前往江防军第七旅筹建旅政治部并担任主任一职，并介绍旷继勋等旧川军军事骨干入党。
上层老一辈政治精英的鼎力支持，伴随着左翼党势扩张的整个过程。吴玉章于1925年末再赴广州，与左派同志一起大力推动国民党二大按时召开，并担任大会秘书长，统筹会议日常工作。他还在会上代表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作了关于川省党务及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来实际负责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由此逐步进入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虽然此后吴玉章未一直在四川工作，但他无论在广州还是武汉，都尽力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四川政局施加影响。例如，主要在他的活动下，1926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四川特务委员会，由李筱亭、吴玉章、刘伯承等人组成，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即莲花池省党部)领导，其实是在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与四川省党部之间发挥沟通协调作用的重要机关。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向国民党方面要求国民革命军军长名义时，蒋介石就曾顾忌四川特务委员会未同意而没有立即允准，“当时以未得四川特务委员通过”，故“不能擅委，以中央早有此电令在案”，到了“今特务委员会既不坚持反对”之时，方可“即由武昌行营委令”。及至后来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川中一片混乱，吴玉章、邓懋修等人也竭力利用自己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影响，促使武汉当局通过各种议案方略，全力稳定川中局势，以图挽回左派党务工作之局面，如在武汉筹组善后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四川临时省政务委员会等。以老同盟会员资历与国民党高层干部身份加入中共的吴玉章，短短数月内便受到四川中共党团组织青年一辈骨干成员的高度肯定。1925年10月，杨闇公在致团中央的报告中表示：“玉章同学较返川时要彻底得多了，并能努力工作，且非常切实。对于校义，也非常的明白而有真认识了。此次归川的同学，渠当首屈一指。”1925年底，杨伯恺在致中共中央与团中央的报告中也对吴玉章给予了高度肯定：“至于玉章回川后的言论行动，都是一个很能为主义奋斗、为团体工作的同志。为民校事他与右派奋斗甚力，因之彩色甚重。”
上述辛亥老人要么在当时位于重庆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里担任执、监委员或各部部长的关键职务，要么作为地方名流在县乡区域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的人在大革命前后已加入中共，有的人即使未曾入党，也是相当亲近左翼革命力量的党外同情者，关键是他们在民国初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军政权势网络里或多或少拥有一定的位置，具有相当的活动能量。例如，1925年秋，以北洋政府任命的川康边防督办暨军务善后督办名义驻节重庆的刘湘，以师生之礼，聘四川老同盟会员陈达三为督办公署高级顾问兼任训练监督。陈达三在此后一段时间积极为左翼力量的革命事业奔走活动，遭到刘湘及其属下王陵基等人的猜忌，以致在“三三一惨案”中被借机当街狙杀。老一辈左翼人物代表广州及武汉国民党势力在四川地区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四川本土军政力量的政治走向，并促使后者对中共以国民党左派名义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暂时予以优容态度，与左派省党部对立的右派省党部便于1926年底被刘湘下令封闭，所办《中山日报》《长江日报》等亦同时被封闭。进入大革命运动高潮期，在上层力量的各种支撑下，莲花池省党部力量不断增强，不仅在重庆各学校以“特许”的办法成立特别区分部，加速吸收知识青年，而且先后派遣尹绍洲、曾凡觉、黎冠英、喻凌翔、周贡植、张锡畴等一大批中共党团革命青年，到宜宾、江津、内江、荣县、巴县、江北等县市筹建党部。从1926年8月底至10月中下旬，仅川东南10多个县市就建立86个区分部和江津、泸县等一些县党部，隶属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党员达到8000余人之多。
正是在这样的上下联动、新老交融中，巴蜀之地的革命空气一度热烈而激进起来，国民革命的浪潮也无远弗届地奔涌而来。“三三一惨案”前夕，莲花池省党部对四川政治情形似乎已相当乐观，在对外公开的宣传文件中，如此描述当时川中的政治生态：“四川虽系闭塞，但民众不堪军阀之压迫，国民革命潮流亦随全国而高涨。江防军黄慕颜成立政治训练学校于先，刘、赖、刘、刘通电反吴于后，继起而成立政治训练部者有向师、郭师。其他下级军官，多究心本党主义，总理遗书，致空书市。施有杨森就国民革命军长，顺泸亦自动揭革命之旗帜，刘、赖、刘、刘亦被政府委任军长，全川革命空气，此时可算遍于川东西南北。本党既倡导于先，构成目前现象，此后当努力督促，使各军有彻底之执行，并应随时指出挂羊头卖狗肉无幸存之理。”不过，在一片乐观热烈的氛围中也孕育着潜在的危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革命氛围在左翼力量的发展壮大中逐渐形成，素来远离政治的底层民众屡屡被发动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游行示威运动，一时之间“打倒”之声铺天盖地。这些超越了传统社会秩序与旧军阀认知范畴的革命行动，冲击着地方社会既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也激起了对新式激进群众政治相当疏离与抵触的川中旧派军政人物的恐惧。刘湘便曾对身边人感慨道：“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这样的境况便在地方军阀为维护切身根本利益而决心翻脸后，给四川大革命浪潮的迅速低落埋下了隐患。
除辛亥一代与五四一代在大革命运动中的代际交融进程值得关注外，大革命前后川省政治活动中心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移现象，是值得同时关注的另一个话题。这就在代际新老交叠的时间维度之外，建构起理解与认知中共革命在地方的一种空间维度，或能给今人带来观察那段历史的新视角。
任何革命运动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运动所在之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条件的影响或限制。四川地区地处长江上游，总体地形较为封闭，对外交通相对不便，构成了一个独立于华北、华东与华中的地理文化单元。四川盆地边缘山高谷深、重峦叠嶂，险关隘口密布、易守难攻，是盆地的天然屏障，对阻滞外部势力展开入川军事行动作用甚大。但地势易守难攻的另一面，便是地理交通上的险峻阻塞、信息物资等要素的流通比较缓慢。1921年夏，来自北京大学的学者高一涵应邀赴重庆讲学，便在演讲中声称：“中国有二十二行省，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可以独立的，要数四川为第一；所以从前的四川人都以闭关自守自夸，觉得三峡内自有天地，又何必到三峡外来找天地呢？我们不惯在这‘壶中天地’生活的人，到此很觉得痛苦，我到四川第一件感受痛苦的事就是看不见新闻。”在他的描述中，巴蜀这块土地上是没有所谓“新闻”的：“在四川莫说看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内的新闻，就是看见二十四天以内的新闻也都是快事。所以在别的地方看报，看的是‘新闻’，在这个地方看报，却看的是‘历史’！”
从另一角度来看，四川虽然僻处西南，地形较为封闭，但亦有长江水道与中东部沿江沿海地区相沟通，川内的长江水系如岷江、嘉陵江、沱江、涪江等将部分核心区域串联了起来，从而使得川内外的信息沟通与相互联络尚不至于太过艰难。尤其是随着晚清以来新式航运业的发展，夔门内外的交通通信状况逐渐得到改观，闭塞状况有所好转。18岁以前一直在成都生活的李璜回忆，“四川这个四塞之国，在清末虽然长江下游诸省风气已经在变，但四川社会尚未感到，故我谈当时成都商业习尚，仍然保留在中古时代。不过自宣统元年(1909)川江下游行驶轮船……交通既畅，往来较便，川外的新潮便逐次涌入成都，一切风尚，为之改观”，与之相对应，“外来的人文因素，如留学生来去与新书报运入，皆不复为巫峡夔门的险阻所妨碍，新潮便一直涌向川西，而成都的士风士习因而为之一变”。地理位置更偏于内陆、靠近川西平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成都尚且在向近代社会演化，有着长江干流水道与外界沟通的重庆在转型趋新上就更为顺畅了。这或许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共早期组织诞生地多在东部和中部沿江沿海沿(铁)路一带，并且构成了在交通上依循重要节点纵横分布于东西南北各地的网络构架背景下，为何四川能成为中共组织力量在西部扩展的唯一重要网络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地区，成、渝两城以双子星座的方式并立于世，对广阔的巴蜀大地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成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行政区划虽然屡有变化，但作为四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重要政治中心的地位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特别是蒙元时期四川正式建省后，成都成为省会，更是确立了其政治地位。不过，在四川并非成都一家独大。民国肇建以后，成都作为省会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便屡屡受到来自重庆的挑战，足以支撑起这种挑战局面的是重庆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贸易地位。
位处川鄂黔湘滇等数省接合部的重庆，是位于长江航运通道上中游的商贸大埠与军事重镇，自古便为兵家必争之地。外部势力入川或攻蜀，均多以重庆为前进基地或中继站。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川峡四路(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府，重庆首次成为四川地区的行政军事中心。由元至清，重庆多次成为大区行政中心所在地。1916年至1935年，行政当局先后七次在重庆设立四川省长行署、四川省长公署、四川督军公署、四川省政府等省级政府机关。自1890年前后在列强威逼下正式开埠后，重庆在外来势力及其资本、技术、观念、组织方式等元素的渗透冲击下，经济社会各方面一度呈现局部繁荣的样态。至20世纪初，重庆内外贸易总额已达2400多万海关两，逐渐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进出口货物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与此相应，工商业、银行金融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均有持续性发展，使其在清末便逐渐确立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
蓉、渝双城扮演的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角色分化、二水分流式发展的倾向，自近代以来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在进入近代的门槛前后，成都与重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尽管在长江上游区域贸易中不及重庆地位重要，但成都是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也是川西平原的商业枢纽，城市手工业比较发达，且一直是长江上游除重庆以外的商业活动交结点。到19世纪上半叶，成都已是一个中心都市，而重庆仅是一个区域都市，但自清代中期以来，长江上游城市发展过程中就已出现了人口重心东移的现象，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经济区的近代化与城市化水平逐渐超过成都，成为长江上游的区域经济中心。
一座城市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往往也会促进其文化教育地位乃至政治地位的提高。民国初期，重庆的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至1922年，重庆外贸总额已超过3000多万海关两，1926年更达到4000多万海关两。这样的商贸数据，远超当时的成都。相对活络与便捷的对外沟通交流，也为以重庆城区为核心的川东区域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虽然重庆的高等教育在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付诸阙如，但中小学教育相对于省城成都来说也毫不逊色。各类新知识分子一时汇聚较多，就业领域较广，为共产主义思想与革命组织在川东的传播拓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至民国初年，重庆的文教事业发达程度已在川中可称首屈一指。仅在清末新政实施期间，重庆地区就先后创办重庆府中学堂等各类中等学校4所，丰盛、正蒙公墅等小学校24所以及巴县师范、川东师范、实业学堂、政法学堂、体育学校等各类专门学校45所。现代文教事业的繁荣与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为区域社会的革新活动乃至革命运动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后备力量，在社会舆论中形塑了一种对于新思想、新知识的渴求氛围。高一涵在重庆演讲时就观察到，四川人人羡慕新思想、容纳新思想，“要算二十二行省中第一”，就以各种流行的新文化出版物来说，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国》《每周评论》等，“四川一省的销数总都占外省的第一位。我这回到四川，一看他们容纳外来的知识和物产的心几于处处皆是”。
不过，强调重庆的优势区位，并非否定成都此时所起的作用，而是意图呈现历史表象背后的时空演化逻辑。事实上，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成都作为四川省的政治军事中心，也一直起着引领风潮且身系全川观瞻的作用，加上通过岷江水系与长江航道相连，虽交通、通信仍显蔽塞，仍不乏作为中国西南大区核心地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前后，《星期日》《半月报》《四川学生潮》《威克烈》等新文化报刊的创办，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马克思读书会等各类新式社团的成立，也逐渐在蓉城形成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一股热潮。
历史舞台的雏形初具，再加上王右木等核心人物的出现，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聚合的脉络最初还是围绕着成都而展开的。这也与王右木所依托的平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民国早期全川最高学府所发挥的聚合作用有关，“四川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可以说是从成都高师开始的”，其在大革命之前的四川社会运动中表现亮眼，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抵制日货运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等，高师的师生往往起到领袖群伦的作用。除此之外，成都当时还有政法、农业、工业、外国语等多所高等专门学校，四川在地高级知识分子于此麇集一地，思想相互激荡，诞生了不少早期革命者。据1923年上半年王右木给团中央报告记载，成都团地委下面共有支部十处，其中便有高师支部与高师附中支部，其他如外专支部、法专支部、工专支部、农专支部等均与高师人员关系匪浅。
大革命前后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心从成都转移到重庆，是内外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首先是王右木的英年早逝与时局变动下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等既有骨干纷纷离蓉赴渝，导致成都地区的中共党团组织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缺乏具有相当凝聚力与象征性的核心人物，甚至导致1925年成都团组织于无形中瓦解并暂时停止活动。而重庆则因在此时逐渐成为国共合作的中心与川省革命精英的活动依托地，不断迎来人才的汇聚与组织资源的倾注，以至于童庸生1924年在向团中央汇报时就认为重庆有较快成为省级革命领导中枢的希望：“渝城前途，很可乐观，将来陆续进展，可望三年内成立区部也。”
其次，这与当时川省政治军事局势亦密切相关。近代以来军阀政治所导致的裂土分茅，在民国早期四川省域内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反映下的政治当然是以军阀活动为中心，所以每次军阀之分化变迁往往在政治舞台上掀起莫大的风潮之去所，现速成系与保定系之敌对使全川一切政治军事以及人民生活均截然分为川东川西两段”。在军阀混战的防区制下，四川省政府的设置与变动以各路军阀势力的消长为转移，成都在名义上虽为四川省会，但省府政令往往不出城门，其政治权威地位实际为防区制所分割，名存实亡，仅余象征意义。刘湘掌控四川省军政大权期间，长期驻守重庆，以各种名义由驻渝督署发号施令，震慑一方，此时成都作为省会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大权有所旁落，这对成都的发展与政治地位自然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一事可窥当时情形，1920年“倒熊之役”结束后，四川督军熊克武践约下野，推刘湘担任川军总司令与四川省省长等要职，按理本应在省会成都宣誓就职方符体制，其属下却劝告他谓：“重庆为四川重镇，绾毂西南，又为经济中心，在此割据时期，当以重庆为事业基地，不可远离基地，受人控制。”刘湘本人亦称：“熊克武，我是搞不过他的，但我决心不让重庆。”其后多年，分驻成渝的两个川军各军联合办事处、驻成都的政务厅与驻重庆的政务处、驻成都的省议会与驻重庆的省公署之间，屡屡发生争吵对峙，成为川军屡次分裂内讧之肇因。一直到1935年，驻节重庆的刘湘击败盘踞成都的刘文辉，在这场“二刘叔侄大战”中完胜，于1935年2月10日在重庆宣誓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紧接着，刘湘在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的往返督促下，当年7月13日将四川省政府由渝迁蓉，开始在成都正式办公，这才表面实现了所谓的“川政统一”。
再次，除了前述四川自清末民初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上二水分流状况之外，也与辛亥革命时期成都、重庆两地分别筹组的军政府一度形成对峙的局面相关。1911年末，随着保路运动浪潮冲击下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瓦解，当时在蓉、渝二城分别组建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二者一度在统一川中军事行政事宜乃至以何者为正朔的问题上互不相让，时有对抗。因代表清朝势力的旧川督赵尔丰未被诛除及成都城内发生兵变动乱之事，重庆方面的同盟会员甚至有邀入川滇军共同征伐成都方面之议。在局面稳定下来后，各方舆论吁求成、渝两地速谋统一，如四川共和协会等民间社团即纷纷上书双方军府，认为“宜速谋全省之统一也”，“大抵共和国之通患，不在不能分治，而在不能统一。然欲谋全国之统一，必先以一省之统一为始。吾国初遭大变，各省分治之现象已成，而其最甚者，莫过于一省之中，复自为裂，不相统属”。在此背景下，位于成都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亦致电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多次吁求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以实现全川军民两政之统一：“同力合作，犹恐不支，分党异谋，势成两败……成、渝不可以分立，虽妇人孺子苟具有良心者无不知之。”值得注意的是，成都方面就蓉、渝两地军府合并事宜提出的第一条要求便是“以成都为四川政治中枢”，同时可在重庆设镇抚使一人，领兵一镇(师)，由镇抚府统领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区域，这其实亦相当于承认了重庆在四川政治版图中的副中心地位，暂时达成了政治地位上以蓉主渝副为特征的省内双中心平衡态势。但这种平衡态势很快便随着民国政局动荡及四川进入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而被打破，时人对于“一省之中，复自为裂，不相统属”这种极端状况的担忧，很快便成为现实。四川地区在民国初年尤其是护国战争之后，便日益陷入内讧不休的状态。于是，作为近代历史演进的结果，成、渝两地自辛亥年开始便隐隐形成了川省城市在政治上相互抗衡的两极以及此后中共组织落地于四川的地缘结构。
因此，从近代革命政治展开的地缘视域出发，我们能发现四川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形成了一个双中心共同驱动的模式，这便是全国性事件落脚到地方后所形成的特殊之处。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于此地域场景中交织互渗。受此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驱动四川全省革命运动的动力重心也会有所不同，呈现在两个中心之间来回位移的样态。
此外，从主观层面来讲，自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倾向于将省级区域的指导机关设在重庆，也有着多重考虑。一方面，从交通运输和对外联络交流条件上来说，重庆较成都为优，自古以来便是长江上中游的物资交换与商贸重镇，“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结合带上，‘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交通运输方面，嘉陵江、綦江、琼江、涪江、渠江、御临河等92条河流在重庆市域及其邻近区域交汇并流入长江，重庆市核心区域就位于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似从成都核心区进入长江航道还要经历重重困阻，“重庆的水上运输航线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是全国内河航线最长、辐射范围最广的水运枢纽”，到抗战前夕，已基本形成以重庆为枢纽的西南地区水陆空交通运输网和邮电通信网。因此，中共的省级地方机关设在重庆，与同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重镇武汉、南京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等枢纽城市的联系无疑更为便捷，从重庆出发走水路巡视川南、川东区域也都比较方便。另一方面，民国初年重庆地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对工业的投资比重持续增多，原有的民族资本主义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上都有所发展。重庆近代工业首先发展起来的是火柴业，随后扩及丝纺、棉织、玻璃、采矿、航运、电灯电话等各行各业，现代产业工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壮大。据国民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统计，到1933年，重庆共有近代工厂和手工工场415家；又据《四川经济季刊》统计，至1936年，重庆工厂(场)数已占四川全省的 71%，资本数、工人数皆占全省的 2/3，重庆显然是近代四川全省产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而身处川西成都的现代机器工业发达程度与产业工人数量，就远远赶不上清末便已开埠的通商口岸重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都市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化工厂寥寥无几，总数不过70余家，真正有一定规模者仅有17家，合计工人1864人，仅占全市人口的0.41%，占第二产业人数的3.18%。因此，成都工人群体数量虽众，但绝大部分是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占成都市区总人口的比例高达近50%。与之相对应，中共组织要在成都开展工运的主要动员对象，便不太可能是少得可怜的产业工人，而是遍地皆是的手工业工人，“蓉处学生会工作好，而工人方面，远不及渝”，这便与当时中共尤为强调的阶级路线并不十分契合。如有重庆团组织的干部便提出，控扼全川的青年团省级机关应设置在渝城，“要求中局核准四川区执行部，应克日成立，其地点设在重庆为适中，因重庆系通商大埠，交通便利，兼为劳动和手工业者云集谋生之所，容易了解阶级的觉悟”。他们由此更认为重庆的群众运动环境较成都为优，“可否商请中央将重庆指定为区团地点，以免成都恶政治臭味掺入，专养成一最热烈最有革命性之青年团”。同时，大革命时期在重庆轰轰烈烈开展的群众运动所留下的影响以及较雄厚的工运基础，也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中共党人更为认同重庆在当时共产主义革命版图内的中心位置。当时的地方报刊在关于四川地下党的新闻报道中亦以旁观者的身份声称：“共产党近乘时局变化，在各处活动甚力，其在四川尤注意重庆，盖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为四川各地冠也，该党省党部自张秀蜀被捕后，即改设成都，嗣以成都偏在西隅，不能策应全川，乃增设川东川西北三特委会行驶省委职权，其省党部仅设委员三人负转轮命令责任而已。”
1928年10月，因遭叛徒出卖，设在重庆的四川省委机关被完全破坏，剩余人员转移到成都，组织起临时省委。次年8月，省委机关再次迁回重庆，并于1930年8月底在渝召开四川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至1931年4月，因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屡遭严重破坏，大批重要干部被捕被关被杀或叛变降敌，难以在重庆立足，被迫迁往成都。从此之后，中共四川省级机关一直设置在成都，直到1935年被彻底破坏。这与此时刘湘已在重庆一带站稳脚跟、统治较为稳固、对内部异动的镇压越来越严酷有很大关系，而成都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三家军阀联合共治，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也较为疏远，中共面对的外部压力虽然也很大，但相对来说要缓和一些。
上述的人文地理与地缘政治语境演化情形，便成为中共组织早期在四川核心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背景。因各种内外因素影响而导致的革命中心在成、渝两地之间的空间位移，丰富了探究中共革命史的地缘视角。因此，研究者在考察其时革命者的活动路径与成败之道之际，就必须将其置放于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加以探讨。
“三三一惨案”后，四川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陷入短时间的沉寂，但数月之后又在中共中央派来干部的领导与整顿之下，开始了缓慢复苏，并逐渐步入更为激烈的土地革命进程。中共党团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前所留下的底子并不十分丰厚，但也为后续共产主义运动的展开打下了一定的干部和思想基础。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乃至于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团组织的不少本地干部都是从建党早期及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熔炉中走出来的。若从长时段时空二维的交织共振视域着眼，并将四川早期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打通加以观察，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四川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融合性和递进性。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是中国20世纪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国民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合作的产物，国民党系“老革命”与共产党系“新青年”的携手是当时具有普遍性、结构性的时代背景。国民党虽是一个老党，但它的组织力尤其是地方组织力远弱于共产党，1924年后国民党开始改组时只有广东、上海、山东和四川少数几个省区还有组织在活动，其余大部分省区均缺乏组织，反倒需要中共这个才成立几年的新党来帮助改组。就全国层面来看，大多数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建立和运行是以年轻一辈共产党员为核心力量的。然而，四川的新老结合却呈现较独特的表征，即国共合作更像深层次的融合。其一，国民党在四川地区原已有相当的组织基础，重庆更被时人视为民党“老巢”。如《四川国民党史志》一书所述，自1916年到1925年，中华革命党人和改组后的国民党人，参与了四川的川、滇、黔各军和北洋军及川军内部大小战争，如护国、靖国等役，在名义上有的还算是革命战争。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熊克武、石青阳、卢师谛、吕超、但懋辛等初为革命而战，后渐为争夺权位地盘而斗，对于四川国民党党务也就无力顾及了。但国民党中央仍随时派人回川抓党务，故在1925年以后，国民党四川省的党组织逐步健全起来，虽然当时有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央，但对四川党务仍有所推动和发展。熊克武、杨庶堪、石青阳等四川国民党不同派系人物间虽发生过刀兵相见的内讧，熊系军事力量又最终于1924年春被旧川军逐出四川，致使民党力量在川境的发展遇到极大挫折，但旧国民党系人士在川的数量仍然不少，其组织活动仍明里暗里地存在着，并没有完全坍塌。其二，吴玉章作为四川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虽然当时已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且资历颇深，从而带动了更多的国民党力量左转。尤其是吴玉章作为熊克武在同盟会时期的战友，他在四川的活动把原国民党系的军阀武装与中共政治宣传力量结合在一起。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杨闇公同样具有较深厚的国民党系背景，又以“荡涤旧社会的新青年”自命，在激进的年轻一辈中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贯彻始终的紧密协作，各自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源的深度交融，既象征着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以及共产主义革命在巴蜀大地的贯通，也保障了革命浪潮在相对闭塞的夔门之内较为顺畅的发展。所以，国民党二大前夕，四川国民党员一度发展到8000多人，区分部达441个，远超其他大多数省区，并非偶然。当然，国民党在四川势力较强，也体现在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在大革命时期并存两个国民党省党部的地方，全国除了河南、浙江等少数省域以外，四川亦是较为突出的一例。四川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爆发了其他地方不曾出现的以国民党左派旗帜为号召的军阀正规部队武装起义——泸顺起义，而随后刘湘、王陵基等旧川军将领造成的“三三一惨案”又使日趋激烈的四川大革命局面戛然而止，李蔚如、李筱亭、陈达三、陈宣三等原本在蜀中根基深厚的辛亥老辈要么亡命省外，要么惨遭杀害。历史进程骤然迎来了自身的大幅度转向。四川大革命的新老交融、左右激争以及最终颇为血腥的政治裂变，深刻展现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某种贯通性与激进化。
其次，四川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特殊的时空交织，也突出了中共早期革命组织网络的持续性与断裂性兼具、灵活性与松散性并存这一特点。其一，从革命组织网络的时间维度来看，如王右木、恽代英这样的先行者将不少“五四”激进青年团聚在自己周围，向他们传播学说、浸润思想，以筹组学会、读书会、研讨会乃至报社等新式社团的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上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此后，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邹进贤等经历了初步思想演变与组织训练的激进知识青年继之而起，将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发展工作持续推进。其中一些人在大革命前后便牺牲了，另一些人则将革命的星火在地域社会中延续下去，他们身上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从王右木、恽代英这一代从事建党建团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到杨闇公、童庸生、张秀熟等在大革命前后续之而起的革命者，再到抗战前后加入革命阵营的新一代进步青年如肖泽宽、邓照明、侯方岳、张文澄等，无疑体现了先驱所结之网薪火相传而不灭的延续性。与此同时，革命组织网络内部的断裂性也不能被忽视。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氛围下，加上当时中共尚未鲜明标举武装暴动旗帜等多重因素影响，有不少对政治社会现实和既有权势结构不满、失望乃至憎恶的上层军政绅学等各界人物，纷纷靠拢新生革命力量，或加入或同情，客观上为前者的向下扎根起到了“撑伞”“护苗”的荫庇作用。吴玉章、李蔚如、李筱亭、刘伯承等都算是川中的旧国民党系人物，与熊克武、但懋辛等同盟会—国民党系出身的川军将领关系匪浅，要么在该部担任过中上级军官，要么在该部得势时出任过军政界、教育界重要职位。后来熊部势力在1924年“讨贼之役”中被逐出四川，川中政治军事力量重组。上述这批已有一定名望声誉积累的精英人物在大革命进程中都倾向于主导国共合作的左翼政治力量，希图借此制约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向来疏远南方孙中山系力量的本土军阀，他们当中的部分人还先后加入了中共。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在四川所面临的局面便与此前完全不同了，在上层的直接庇护力量已不复存、革命路线又发生了根本转型之时，共产党便只能超越原先活动的主要形式与中心区域，突破学校学生、工厂工人、城镇商民及手工业者等群体圈子，冒着极高的风险，更深地向基层社会扎根，走上动员乡村农民、游民、会匪与白军士兵进而在各地相继发动武装暴动的道路。在由下而上、血腥残酷的暴力革命成为中共在川内的主流活动模式之后，旧有的组织网络发生了裂变，逐渐被新的组织要素、组织方式所取代。因此，川内革命者组织网络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实际上也与中共在不同时期秉持的革命政策、理念、方针的演变紧密相关。其二，从革命组织网络的空间维度来看。从党团肇建初期到全川解放的整个革命时期，四川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均持续呈现成、渝两地双峰并峙、二水并流的局面，这与当时其他省区的情况明显有别。虽然限于篇幅与主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大革命前后数年间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心位移情形，但放宽视野，此种情境可以说延续贯穿了整个革命年代，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明清以来四川一直存在的双中心统治模式紧密相关。成都作为首善之区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文教中心；而重庆因其处于扼制长江上中游主航道的咽喉区位，是持续作为中央控扼地方的军事重镇，近代开埠以后，更因其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成为西部地区最为繁盛的内河港口城市。重庆良好的自然地理与经济社会及教育条件，促使其一度成为四川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四川第一个省级党部机关建立于重庆，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地下党省委也多次设置在重庆。无独有偶，当省委机关或革命领导中心在渝时，便往往在成都设置川西特委，而当其在蓉时，通常又在渝设置川东特委，这种情况一直到抗战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多是如此。统摄川西的成都与辐射川东的重庆，成为引领幅员辽阔的四川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双中心。双峰并峙的情况使中共革命在四川获得较多的腾挪空间，一个中心遭遇的失利往往不至于造成全省革命顿失中心的局面，展现出四川地方革命的灵活性。不过，这种双峰并峙的局面，似乎也让成、渝两地的早期党团组织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张力乃至矛盾。这种张力与矛盾和知识青年间的理念、性格、意气之争或有关系，但亦与前述成、渝两地均为区域中心城市、自辛亥革命以来许多时候在政治军事上便处于互不统属乃至相互对抗的状态有关。重庆团组织迟至1924年初方才获得中央认可，成都高师毕业后即赴渝成为重庆团活动骨干的童庸生，直到1923年底仍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慨叹道：“在渝则不遭中央批准，一息三叹，壮士垂泣。要之，中央批准与否，顾所不计，唯知力进，心乃方甘耳！”大半年以后，童庸生还在思考川内团组织整合的问题，“再者川中SY如何能一致统合马说者不致分裂，亦请中兄代为留意”。在此前后，成都青年团书记张霁帆亦致信中央表示：“川东重庆：此处地方团一，团员尚多，同志于宣传方面尚可见，少实地运动。与成都因团员间有感情不睦者，遂终未联合通消息。”他对于川内以成、渝青年团为代表的组织疏离乃至对峙也是忧心忡忡，遂向中央恳切建议道：“川中努力同志极多，均以组织不良而不能团结，又以消息不通与中央隔绝之故，一切活动无所瞻依，遂人自为战。而一切不依规矩之浪漫行为遂于此产生。再则地方与地方或生某种隔阂，不惟无一较高机关评断是非，且无一仲裁机关居间调解，此又各地方团彼此分立之原因也。”两地同样宗奉马列主义的团体之间的隔阂与张力，不能不说既体现了中共早期地方组织网络的松散性这一常见特征，也是近代以来夔门之内的蓉、渝两地二水分流、双峰并峙这一特殊情形的一个缩影。
再次，四川革命时空交织背景下所塑造的革命者气质在大革命前后逐渐发生了深刻转化。中共自建党以来就以“列宁式政党”为基本组织原则，对党员的纪律要求和伦理教育是一以贯之的。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条件对革命者气质的具体塑造方式也有所差异。例如，四川在大革命时期国共新老势力的融合度较高，而到国共合作失败时产生的历史断裂性也较强。192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就宣称：“现在四川的旧省党部(莲花池党部)刻已表示左倾，同时反对南京与武汉之不合法，诚属进步现象。但此等左派分子，或其他左派组织，必须真能完全接受急进的土地革命政策，方可认为是革命的暂时同道者，领导之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或择优吸收为同志，不必留着他们为左派挡场面，以为左派团体有永远存在之必要，更不应再用过去的策略，积极制造左派国民党，以图扩大革命的声势，或以同志冒称为左派，以冀从上而下，获得若干发展机会。这样，不独在事实上毫无成绩可言，反足以引入机会主义的倾向，使党不能集中精力发展工农运动及一切革命的斗争。”也就是说，过去与上层左派国民党人的合作——哪怕是已经加入中共组织者，在新的历史时期都已被视为“机会主义”的错误取向了，这也是之前对共产主义革命发挥过重要庇护作用的大多数辛亥一代老人在左右两端的政治舞台上均逐步边缘化的重要标志。从此之后，作为地下党而存在的四川中共党员干部群体，其活动路径、生存方式与精神气质逐渐形成了与之前不尽相同的特征。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演变，便是昔日可以在上层政治圈起到“撑伞”掩护效果的左翼力量作为整体已基本不复存在，国共破裂后年轻世代的革命者不得不直接面对军阀的武力威胁；虽然大革命时期中共的活动尚在川内军政界留下了一些影响，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对革命事业持同情态度的中上层政军人物，但中共地下党的生存环境明显更为恶劣，活动风险也更大了。四川五四一代知识青年在土地革命战争过程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淬炼，组织纪律性与思想政治水平得到更高程度的提升。王右木曾经慨叹的青年学生纪律涣散、自由散漫而导致“成都分校，常在停滞中，感受诸多困难”的情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有很大好转，组织严密性与内聚力亦初步体现，四川地下党的群体气质经历了艰难而深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四川革命时空维度的交织共振关系匪浅。在时间线索上，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出生的年轻一代革命者们，在由上而下代际交融的相对和平环境不复存在后，于白色恐怖的极端压力下褪去浮华逐步成长起来；在空间图谱上，大革命后中共活动重心从城市向乡村的位移，使诸多革命青年面临着“入城又还乡”的境遇，相继转入农村从事革命运动，从而将革命者经历的时间磨洗与空间转换融合为一。
最后，四川早期革命运动的时空交织，既体现了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输出革命元素的情形，又体现了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反向输出革命要素的特点。一是从中心到边缘的输送。从全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运动的传播与发展链条来看，四川无疑处于相对边缘的地区。笔者在研究江西这样相对边缘地区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时，发现一般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类角色是“盗火者”，即在上海这样的全国中心或武汉这样的区域中心较早入党，又被上级派回家乡来发展组织。但他们早年出省，往往对省内情况不熟，回省发展组织面临着相当困难，因此就需要第二类角色——“深耕者”，他们是省内新思潮的鼓吹者、新社团的领导者、新青年的引路人。由于“盗火者”与“深耕者”之间并不一定相互熟识，因此有时还需要第三类角色即“搭桥者”，将“火种”与“深耕”对接。但就四川的情况来说，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呈现革命者交替接力与身份转移的复杂景象。在大革命前的建团建党阶段，王右木是“盗火者”与“深耕者”合二为一，他既与陈独秀、李大钊、施存统等中共党团领袖有着直接联系，又很早就在四川省内开始深耕，要思想有思想，要组织有组织，并不需要什么“搭桥者”，这就使得他对于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要远超过赵醒侬及袁玉冰对江西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当然，在中国现代激进主义思想传播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王右木的地位是不及最早发端于武汉、影响横跨整个长江流域的恽代英的。但具体就四川的情况来说，王右木与恽代英之间并非“深耕者”与“盗火者”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身二任的先驱，只不过前者在“深耕”的功夫上甚于后者，而后者在“火种”的精练上胜过前者。可惜因王右木的过早辞世，他的影响力未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共党团组织的发展壮大与大革命运动在四川的广泛展开，便须依靠之前与他并无太多交集甚至是有所颉颃的杨闇公、童庸生、吴玉章等人来实现。作为辛亥一代革命者的吴玉章，与杨闇公、童庸生等五四一代青年依托师生、世交、同道等关系，在成都时即通过共组激进政治团体的方式聚合了起来，人脉资源甚为丰富的吴玉章也由此成为联结两代革命者的关键中间环节。杨、童等人则成为将这种上层资源转化为推动中共革命在地方社会落地生根与发展壮大的原初动能以及吸引更多激进青年共襄盛举的强大光源，他们在老一辈辛亥人物与更年轻的新青年之间实现了活动资源的传递与交替接力，自身则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从“搭桥者”到“深耕者”的身份转移。二是从边缘到中心的输送。四川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激进思潮和革命的输入地，也是重要革命家的输送地，因为“四川位于以重庆和成都两个大都会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文教在西南地区最为发达，但其发展也受制于盆地的封闭性和西南的边陲性。这造成四川颇多思想激进的青年往往选择出川谋求发展”。这从四川新式学生在清末民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积极参与程度就能看出来。据统计，四川地区赴法勤工俭学生人数为全国之冠，总人数达到511人之多，分别来自全省98个县份。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个群体中诞生了不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川籍革命先烈与开国功勋人物，如邓小平、聂荣臻、陈毅、刘伯坚、赵世炎等。大革命时期四川的多代交叠和多城中心营造出浓烈的革命氛围，加上与邻近的两湖地区革命热潮的相互激荡，强化了四川先进青年受启蒙后出川发展的既有传统。从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来看，四川是唯一不属于中共创始版图的中心区域、输送的文武革命家却位居全国前列的省域。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把“普世之月”投射在每一条山川沟渠的光影细腻地描绘出来，才能还原出“月映万川”的丰富景象，也才能勾勒出一场对国家社会构成巨大冲击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地化”演进的生动图谱。大革命前后四川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折射出中共革命引领的时代潮流共通之处以外，也呈现了具备自身特征的地域色彩。在本地政治环境与外来革命诉求的形塑下，不同世代革命者的代际交融之途以及革命活动中心在蓉、渝两座城市间的摆荡位移，从组织网络、群体气质、社会语境、革命道路等结构性要素方面给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彰显了中共革命在区域社会落地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地化”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