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民团”在不同时期的名称不一，别名有“团练”“乡团”“自卫团”“保安团”“保安队”等。辛亥革命期间及以后，民团的大量出现是中国“地方军事化”的典型反映。学界将民团研究的重点放在广西、河北、山东、四川、陕西、甘肃等地，也包括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尤其注重探讨革命政党与民团的关系。在中共革命与民团关系方面，黎志辉详细勾勒了中共早期对民团的认识和政策转变过程。吕书额在研究河北保卫团时，提及中共与该地民团之间偶有“携手合作”现象，但未展开论述。简奕梳理了四川党团组织在四川农民自卫军建立过程中，以教育、培训等方式，将民团武装改造成革命武装的设想与实践，重点考察改造方案的不同、党团中央态度的变化以及四川方面的反应。黄正林、温艳重点研究了党团组织在陕甘边游击队建立过程中收编民团武装和农民武装的问题，探讨其所引起的内部分歧与影响。可以说，简奕、黄正林、温艳等人的研究已经触及中共党团组织掌握民团、武装工农时的“嵌入类型”问题。

实际上，在农村革命中，中共与民团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在中共缔造的鄂豫皖苏区，这种复杂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曾主政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后起的鄂豫皖苏区，又在强劲的地主民团势力包围之中，这对于它的发展，不免有重大影响。”可以说，民团的普遍存在，影响、制约着鄂豫皖苏区的形成和发展方向。那么，民团及团防体系的建立和扩张为中共革命“下乡”提供了怎样的契机？革命“下乡”之后，中共与民团之间呈现何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演进逻辑？本文拟依托地方文件集、档案、文史资料以及口述史料等，从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中共豫南革命与商城民团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便进一步丰富中共乡村革命叙事和对中共乡村革命的理解。

一、革命的机遇：商城民团及团防体系的建立与扩张

中共商南暴动(又称立夏节暴动)的发生地、豫南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商城南部的和区、乐区，位于鄂豫皖三省结合处的大别山区腹地。中共在这里发动革命，与商城民团及团防体系的建立和扩张密切相关，后者为革命“下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追根溯源，商城民团产生相对较晚，其基础多为枪会组织。枪会组织名称繁多，有“红学”“黄学”“黑学”“白学”等。豪绅地主组织农民群众成立诸“学”的政治目的是拒匪抗捐、武装自卫。在中共发动农民运动之前，枪会就“遍布于直、鲁、陕、豫等省，尤以豫省为最”。大概在1925年、1926年以后，随着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不断壮大，枪会组织更是迅猛发展。例如，红枪会组织沿京汉线、陇海线扩散，遍布河南省全境。1927年8月，冯玉祥及河南省署控制全省局势后，即谕令红枪会等“一律改为民团，成立民众正式自卫团体”，随后又布告全省会众“好好改编作民团”。同年8月8日，河南省政府颁布《河南地方红枪、黄枪等会改编民团暂行条例》，“责成各县县长督率各会领袖，详加开导，布新去莠，一律改为民团”。条例颁布后，冯玉祥及河南省署对枪会既剿又抚，有计划地将各地枪会按正式军队编制改编为“军政合一”的民团军。全省共四个军，其中豫南为第四军，军、师、旅以下长官大多由受编的枪会首领充任。枪会组织由此被逐步改造为民团。1928年秋，接替冯玉祥担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要求民团军改组为人民自卫团。河南省全境当时共编成112个人民自卫团县大队，团丁合计1.86万人。这是民团常备队，其余原有民团军则改称民团后备队。综上，河南省民团是在社会大变动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由河南地方军政机构在民办枪会基础上改建或新创而成，用来维护和强化社会治安。由于河南枪会组织基础比较牢固，改编后的民团亦比较强势，于是逐渐演变为新的地方权力中心，商城地区也不例外。

按照《民团军改组办法条例》规定，人民自卫团设总团长，隶属省政府，其下按行政区域设团长，团长以下设队长。人数方面，大县300名，中县200名，小县100名。大县设大队部，辖三个中队；中小县均设队部，分别下辖两个、一个中队。每个中队自班长至伙夫共计100名。经费方面，总团部由省政府供给，区团部由所在行政区各县分担，队以下由各县负责。

当时，河南省境被划分为14个行政区，其中第13行政区(南三区)辖潢川、光山、罗山、息县、固始五个大县及商城、正阳等两个中县，治所驻潢川。作为中县，商城县的人民自卫团应被编为一个队部、两个中队、六个分队。实际上，商城县民团常处于超编状态。在商城县的七个区中，城区设立大队部，平区、安区、亲区、和区、乐区、康区各设立中队。城区为县治所在地，设立县民团大队，直辖三个分队，每分队三个班，每班十人，加上大队部十余人，共100余人。大队部队长是王继亚，副大队长是杨孔英，书记是徐静生，三个直属分队长则由漆德玮等人担任。大队部设在商城楚巷口叶姓宅子。县民团大队有长枪30余支、短枪9支、毛瑟枪10余支，其余是梭镖。县民团大队经费由“课田捐”开支，区中队经费则由各区自筹。平、安、亲、和、乐、康各区本应竞争其他三个分队名额，最后却都设为中队，而高昂的区中队组织和维持费，按照规定是“自筹”，于是各区中队基本上就靠摊派“民团捐”“军装捐”“枪支弹药捐”“团防税”“犒赏费”等捐税名目来维持运作。维稳、管控与汲取能力之强弱，直接影响着各区中队的发展规模。当时，平区是胡晓云民团，安区是花尚之民团，亲区是顾敬之民团，和区是罗鲁林民团，乐区是杨晋阶民团，康区是张敬之民团。在这六个中队(在其辖区内往往被称为“大队”)里，亲区顾敬之民团、安区花尚之民团基本上是由枪会组织陆续演变而来的，其中顾敬之民团实力最强。

商城各民团原本有“常备”与“后备”之别。一般而言，县大队为常备民团，区中队则多为后备民团，二者的经费来源、武器装备、编练方式、政治功能存在差别，但随着地方政治格局日益紧张，超编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后备民团逐渐常备化、官办化。商城县民团大队与各区民团中队都听命于商城县县长兼县团总，逐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防体系网络。

由此可知，商城民团及团防体系并不是地方社会完全自发组织的，它既是河南军政人员主导的结果，也因应了商城权势人物与群体的需要。它的建立和扩张标志着商城“地方军事化”的形成与强化，但具体实践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中共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巡视豫东南的报告称，冯玉祥在河南“有组织的有计划地去消灭红枪会，取消他们的领袖，夺取他们的武装与群众交给新兴的绅士，改编成为民团军”，但“这种政策，在东南方面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旧的豪绅与新的豪绅，起了剧烈的冲突”，“在商城，因为新旧豪绅的冲突，使冯玉祥在乡村计划组织的工具——民团军，在有几个地方不能成功，这种冲突，仍然不断地在东南发展”。郭树勋所说的“民团军”，并非“人民自卫团”的简单错用，“新旧豪绅”亦非“新旧士绅”的简单别用，两者可能恰恰体现了郭树勋作为观察者对此种民团本质的洞察。

随后，商城民团还是在冯玉祥与省政府刚性压力及“党务训练班”“农村组织训练班”“村长训练班”等技术操作的交互作用下，开始冲破地方新旧士绅代际冲突及控制权争夺的局面，逐步磨合并建立起来。具体过程并不精细，也就是任由地方新旧士绅“借办民团的名义在各处组织自己的武装”而已。其中有两种分化类型值得重视：一是地方新士绅首领整合枪会等群众新创民团，比如杨晋阶民团、胡晓云民团等；二是地方旧枪会首领整合枪会等组织改建民团，比如顾敬之民团、花尚之民团等。前者属于“洗心革面”式，后者属于“改头换面”式，两者共同作用并导引出的新状况是：商南暴动之前，“商城地主阶级的武装，各乡都有。特别是和、乐两区，除在此地设有团防局外，本地大土豪劣绅还豢养着大量民团”，“但是他们的武装是散漫的，不能号召所有的群众。他们有地域和封建的意识，使他们永远不能统一集中的势力”。如此一来，商城民团在新旧士绅代际冲突与传递过程中建立并趋于扩张，给回乡及回乡再生产的中共党员开展乡村革命、进行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革命机遇。接下来，围绕这个新建的团防、警卫与汲取捐税的权力资源，中共与民团之间开始了一轮从融合、分裂走向对立的角逐与重组过程，“地方军事化”的政治格局随即呈现新的运行态势。

二、从融合到分裂：中共商南暴动与商城民团

随着乡村民团及团防体系的建立与扩张，民团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共乡村革命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共上层真正关注民团问题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及之后。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民团政策并未将“改造民团武装为革命武装”纳入视野，而是大多主张限制民团发展、扩大农民自卫军。不过，在实践过程中，受自身组织管控能力所限，中共上层限制民团发展的主张屡屡受挫。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的民团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转向分化瓦解、武装农民的层面。新政策被回乡的中共党员吸收，然后通过灵活运用、艰难开拓，逐步激发出地方社会新的政治氛围和革命场面。

在豫南地区，中共商南暴动的领导者是一些外地回乡中共党员，具体包括鄂东北援助干部徐其虚、徐子清以及豫南本地干部周维炯、漆德玮、漆海峰、李梯云、肖方、漆德琮、漆禹原、詹谷堂、袁汉铭等。他们的力量虽然弱小，却都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按照自己掌握、理解的中共农运政策和民团政策，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地方民团中从事兵运工作。应该说，商南暴动的成功，与商城民团有着直接关联。不过，民团分化在很多地方并不是一个主动发生的过程，而是中共党员回乡后积极介入的结果。

具体而言，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学习的漆德琮、漆海峰、漆德伟、周维炯、李书铭、赵瑞祥等中共党员，陆续回到家乡商南斑竹园、白沙河、包家畈一带。据时任中共商城县委书记的蒋镜青(又名蒋明华)回忆，这些人在商城南乡成立了中共商南特支，“直接与湖北省委发生联系”，但“湖北省委连续遭到破坏，特支和湖北省委失去联系，失去了领导组织也就无形涣散”，“没有组织的领导，没谁给他们任务，他们只是利用宗族和亲戚关系，加之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所以很自然地进入民团”。事实上，他们最初并没有进入民团，而是借势整合资源、努力操办自卫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南开明士绅漆树仁，他是回乡中共党员漆德琮、漆德伟、周维炯、漆海峰四人成功嵌入地域社会的关键人物。当时，为防范土匪溃兵的抢掠，遏制劣绅的不法行为，漆德琮、漆德伟、周维炯、漆海峰回乡后即鼓动漆树仁组建地方权力体系新中心——自卫队。在他们的一再敦促下，漆树仁到县城找县长李鹤鸣商议操办自卫队事宜，要求县政府借给部分枪支。李鹤鸣也感到商南山高林密、土匪与农民运动活跃，想借助漆树仁威望加以整治，便同意租借12支长枪。漆树仁又把商南罗、吴、朱、王几家地主护庄的22支钢枪集中起来，在斑竹园成立了自卫队，自任名誉队长，实际上由其弟漆海峰副队长负责，李书铭、周维炯、漆德玮分任教练和三个班的班长。由于漆海峰、李书铭、漆德玮、周维炯都在武汉接受过专门的军事与政治训练，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下，两个多月时间里就组建起一支30余人的自卫队。漆树仁自卫队实际上由中共党员控制，但因吸收兵源不慎重，随后被邻近的罗田县柯寿桓民团打入，“以异党搞武装的罪名卡了枪，并杀害了李书铭”。自卫队余下部分钢枪仍由漆海峰、漆德玮、周维炯等人掌握。经此波折，漆树仁自卫队实际上处于涣散状态，但这个过程无疑锻造了中共的骨干力量。

1928年2月11日，中共商城县委书记蒋镜青以春节拜年名义来到商南，对商南“无形涣散”的中共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并在老鸹窝漆德玮家召开党团员会议。蒋镜青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宣布成立中共商城南邑区委。3月下旬，商城县委在商南老鸹窝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蒋镜青及豫东南特委委员范易参加，到会30余人。会议综合考虑商南地形、组织基础、反共武装、民团扩充等有利因素，决定“在民团中发展党的组织，争取群众，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为建立红军做好准备，起义工作以和、乐两区为重点，由商南区委直接领导”。

 

在中共商城县委与商城南邑区委指示下，回乡及回乡再生产的中共党员开始利用商城民团扩充之机，努力打入或者自办民团，争取占领这一地方权力的新中心，为接下来的商南暴动做准备。其中，共青团商南区委书记周维炯打入杨晋阶民团任班长，后担任军事教练；中共党员漆德玮打入县民团大队，当上了第二分队队长；中共党员王炳厚、张明厚等打入胡晓云民团；中共党员赵瑞祥则在和区以“保家防匪”为名组织民团，自任队长；等等。

周维炯、漆德玮等人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之下打入当地民团，并使民团迅速分化。在此过程中，他们毫无疑问动用了传统社会资源。一种说法是周维炯等人利用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关系，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动用了前文所言的商南士绅漆树仁的宗亲关系。无论哪一条史料更准确，商南的情况均与其他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时提到的“统一战线政策”无关。

打入民团之后，不少回乡及回乡再生产的中共党员首先利用受过正规军事与政治训练的优势，在民团中迅速树立威望，然后积极同团丁、群众交朋友，采用烧香拜列宁、组织兄弟会等方式培养私人感情，进而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团丁、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情感。在中国乡村社会，传统日常行为轨制种类繁多，中共党员借此进行的动员活动，效果极为明显，凡是“在兄弟会表现好的就可吸收入党”，由此达到了分化瓦解民团、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的目的。例如在商南丁家埠，周维炯在杨晋阶民团和附近农民中发展了11名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漆德玮在商城县城的县民团里发展了十余名党员，王炳厚在商北南司的胡晓云民团里也发展了几人入党。到1929年春，全县民团中已秘密发展中共党员40余人、兄弟会成员70余人，控制枪支100多支，其中大部分人枪在商南，半数商南民团武装掌握在中共党员手中。

中共党员不断打入或者自办民团，引起国民党商城县政府的警觉。1929年3月，县政府派出“清乡”委员，督守各地开展“清乡”活动。与此同时，民团内部也开始清查“可疑分子”。和、乐等区民团接到县政府命令后，一边向商南运动，一边进行清查。余子店的民团还被派到商南白沙河一带“逮党”，“民团局子设在福禄庵”。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步步紧逼，1929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在光山县柴山堡召开中共鄂东特委和豫东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加紧协调组织商城南乡的暴动问题。5月6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商城和、乐两区发动武装暴动。当晚，周维炯在丁家埠杨晋阶民团中队利用过立夏节之机，成功发动民团兵变，南溪、汤家汇、白沙河、斑竹园、吴家店等十几个暴动点的民团兵变和农民暴动同时举行。各个暴动点民团的具体哗变及其与农民暴动相配合的细节过程，至少有两种研究成果已有所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中共商南暴动一夜之间就消灭了杨晋阶民团，并歼灭在商南活动的麻城县郑其玉民团和罗田县柯寿桓民团一部，沉重打击了商城南乡的民团武装和地主武装。商南暴动不仅成功完成了暴动的中心工作即夺取武器、武装农民，而且旗帜鲜明地打出红旗，成立了正规红军。1929年5月9日，参与商南暴动的几支武装力量会师斑竹园朱氏祠，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不数日，漆德玮又以劝降为名，从县民团大队拉走一个全副武装班，奔赴商南投入红军”。特殊的暴动模式形塑了商南红军的来源与成分，正如中央巡视员郭树勋所言，红32师“是从民团哗变而来的，兵士及下级军官多是民团的干部”。与之类似，陕甘边的部分民团武装也是陕甘边游击队初创时的主要兵源之一，由此引发了中共陕西省委对陕甘边游击队“纪律混乱”“不打红旗”问题的批评。郑位三曾指出，大别山区黄麻暴动及其他乡村暴动基本上采取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联合农民协会的形式，而商南暴动的模式更多是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联合民团武装的形式。商南暴动模式所遗留的“地方观念”“英雄主义”“农民意识”等问题，甚至与后来的豫南“肃反”扩大化之间不无关联。

与上文提到的关于四川和陕甘边地区的研究相比，商南暴动之前中共组织嵌入民团的过程似乎有其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不少骨干党员不仅依靠新式党群组织开展活动，而且利用传统社会资源和乡村既有日常行为轨制，打入或者自办民团，促使整体政治倾向比较反共的民团分化、分裂。也就是说，商南暴动更多是从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的。可以说，从融合走向分裂是这一阶段中共与民团博弈的主要状态。

三、从分裂到对立：中共豫南革命与商城民团

中共商南暴动始于商南，波及全县，直接打击目标是商城民团及团防体系，也确实导致了商城民团及团防体系的巨大损失。暴动后，中共在该区域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接续成立了商城县临时办事处(临时革命政府)、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和赤城县苏维埃政府，也创建了豫南小块革命根据地。如此，暴动犹如一条分界线，瞬间将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地方部队与商城民团快速推向分裂、对立状态。

商南暴动之后，商南红军认为主要的出路是摧毁当地豪绅地主的武装力量，“因为他们是革命的死对头，是红军的劲敌，如乡区及城区的民团士兵运动”。1929年5月11日，红32师在商南斑竹园刚刚成立不久，即从桥口出发，先后在李家集、南溪、江家山、大埠口、胭脂坳等地“肃清民团残余武装，收缴地主武器，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5月16日，商城县民团大队长王继亚因“劝降”不成，反被“招降”，恼羞成怒，即奉县长李鹤鸣之命“进剿”与报复，带领扩编后的县民团大队200余人进攻商南，“行至溪中保南溪一带，肆行抢掠，所过一空”。在商城南溪以西的吴氏祠和余福山土地庙一带，红32师“对其突然攻击，歼其一部，余部狼狈逃回县城”。王继亚“剿赤”不力，回到县城，即遭到部分士绅议论、攻讦，自戕肺部未死，后退职养病离开商城，县民团大队改为唐光福负责。不久，商城县县长李鹤鸣也因“剿赤”不力，被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解职赋闲，县长一职改由宋慎执掌。5月20日，红32师乘胜追击，跳出商南作战，攻克安徽省六安县重镇金家寨，“击溃守敌汪东阁民团，歼灭敌100余人，缴枪20多支，活捉团防局副大队长余传宗及商南起义时被捉后又逃跑的商南乐区民团团总杨晋阶”。当夜，红32师又“转向燕子河，袭击黄英老八团，缴获一部分枪支，逮捕地保和民团骨干10余人”。可以说，自1929年六七月到1932年10月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游击队、赤卫军乃至正规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就是经常性协同国民党正规军对豫南苏区发动“会剿”“围剿”的商城民团。

笔者曾在大别山区地方档案馆及地方党史办收集到商北胡晓云民团与商南顾敬之民团未刊档案资料，通过梳理、比对这批一手档案资料及地方文史资料、革命史资料，或许能够勾勒出两个强弱有别的典型民团个案镜像，进而达到进一步透视中共豫南革命与商城民团之间的融合、分裂尤其是对立关系。

关于胡晓云及其统领的商北民团武装，张国焘、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

胡晓云是商城县双椿铺乡金寨村人，地主家庭出身，幼年读书，毕业于商城县甲种农业学校。胡晓云崛起于国共合作推展的大革命时期。大概不早于1926年秋，胡晓云在商北南司西庙学校教书，被农校同学、商北中共地方党创始人陈兴朗和陈兴山等人发展为中共党员。1927年春夏之际，胡晓云与商北中共党员陈兴朗、陈兴山、陈慕尧等合作驱逐灌河西三妹庵中的美国传教士，捣毁洋教堂，随后办起“商城县第七小学堂”，胡晓云任校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已经成为地方新士绅首领的胡晓云逐步走向分裂，退出共产党，并脱离教书行业，开始在商北灌河西岸吸收当地活跃的大刀会组织的精干成员，办起民团武装，共三个班(三个班长分别为王炳厚、张明厚、陈华庭)、四五十人、二三十条枪，民团常驻三妹庵，胡晓云任平区民团大队长。1929年二三月间，中共南司、武家桥两个党支部领导观音山、武家桥地区的分粮斗争，南司集霸、“十公兴”(杨家三门十户合办之商号名)大地主杨松桥、杨纪堂、杨少轩等逃往河西，搬回胡晓云民团一个分队看家护院，其间胡晓云民团驻南司西庙，“派粮派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如若不给，视为通党”。1929年5月，中共商南暴动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商北地区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胡晓云民团一面对新生红军力量疯狂反扑，一面在民团中大肆清洗“可疑分子”，并着手进一步“清团”。同年6月11日端午夜，中共南司、武家桥两个党支部被迫加速举行民团兵变与农民暴动，里应外合，包围、俘获南司西庙胡晓云民团一个分队，缴获21支枪及部分弹药，并将民团司书杨春寒击毙，其余团丁放回河西，胡晓云因回家过节未归，侥幸漏网、逃脱。1930年2月，中共商北行动委员会在县委领导下，组织商北南司、武家桥、观音山、回龙集、楠杆桥、易家冲、杨堰等地农民同时暴动，成立五区12乡苏维埃政府，并组成五区游击队。至此，商北沿灌河从上石桥至南司被分割为河东苏区与河西白区，河东为苏区游击队、赤卫军控制区域，河西为胡晓云民团、大刀会武装控制区域，河东河西赤白对立，经常越过灌河袭击对方，双方摩擦激烈且不断。从1930年3月到1931年9月，河东游击队、赤卫军配合红军主力与河西胡晓云民团、大刀会及国民党正规军等作战多次，互有大量伤亡。比较重要的战斗有两次：1931年3月，河西胡晓云民团联合大刀会向五区苏区进攻，刀会群众冲锋在前，民团团丁在后压阵，被五区游击队、赤卫军及模范连联合击败，大刀会损失惨重，刀会会首被击毙；1931年9月，河西胡晓云民团联合县城驻军75旅所派一个营向五区进攻，在商北万楼村的狮子摇铃山旁，被五区游击队、赤卫军及县独立团(一说红军主力团)联合歼灭，民团首领胡晓云及75旅营长被击毙。

通过梳理材料可知，胡晓云民团最初是由地方新士绅首领整合刀会群众新创建的武装。在演变过程中，胡晓云本人从“参共”走向“反共”，逐渐成为“大队长”级别的反共权势人物，而胡晓云民团也最终异化、畸变为反共私人武装。但是商北胡晓云民团属于地方弱势民团武装，商北五区游击队、赤卫军及县独立团很快联合将其歼灭。而商南顾敬之民团则不然，其强势作为甚至“阻碍鄂东苏区与皖西北苏区的交通，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一个毒瘤”。

关于顾敬之及其统领的商南民团武装，张国焘、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亲区，要算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为改良主义的民团势力所统治。该区首领是大地主顾某，他任区长和民团队长，我们的人称之为‘顾狗子’”，“顾狗子”将“一套改良主义的办法”“制定成为他这一区的公约，约二十余条，其要点是：实行二五减租，借贷利息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区骚扰，区内人民如参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等等”，“顾狗子实施这个公约，一面安抚农民，另一面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简直成了一个土皇帝”。张国焘对这个“土皇帝”的认识可谓到位。

顾敬之是商城县达权店乡黄泥塝村人，“土包财主”家庭出身，幼年读私塾，毕业于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顾敬之崛起于两次直皖系军阀战争波及河南地方社会之后。大概1924年、1925年前后，俨然成为地方新士绅的顾敬之为防土匪、溃兵之扰，开始组织地方势力，创建红枪会，自任会首。1926年，顾敬之领导的红枪会，因其宗亲中有亲朋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比如其堂七弟顾旭初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兼国民党商城县党部农民部部长；其堂九弟顾祥斋为国民党党员，兼国民党商城县党部监察委员)，一度与中共商城县特别支部组织的区农会进行合作，改红枪会为农民协会，任农协负责人，抵制“建国豫军”王化舟团(土匪军)的袭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顾敬之即强行解散地方农民协会，驱赶共产党干部，强迫农民加入红枪会，借机扩充武装。1928年秋，顾敬之在亲区响应河南省署号召，改红枪会为民团武装，名为“人民自卫军”。1929年1月，顾敬之加入国民党，任“人民自卫军”大队长，其堂九弟顾祥斋(仍为国民党党员)任大队副，其堂七弟顾旭初(已脱离中共)为指导员，队员500人，开始与中共摩擦。1929年5月，商南暴动不久，国民党商城县县长李鹤鸣带领县民团大队前往商南苏区“清剿”，被红军和地方部队包围，顾敬之闻讯带亲区民团大队赶到，解李鹤鸣之围并为其所赏识，随后在李鹤鸣支持下，顾敬之大肆抓丁拉夫，开办兵工厂，扩大武装力量。8月，国民党第13师夏斗寅部和安徽省防旅来商城苏区“清剿”，红军被迫全部撤走，顾氏兄弟与商城县县长李鹤鸣等随即前往南溪“清乡”，杀害包括商城县临时办事处副主任詹谷堂等中共党员及红军家属100余人(一说500余人)。此时，顾敬之民团扩大到四个中队，1000余人。10月，红32师由商城县仙桃岭、十二道河向顾敬之的亲区进攻，顾敬之得悉后，南逃湖北麻城。1930年底，国民党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任命顾敬之为“豫南特区第五路游击司令”。1931年1月，红1军和红25军会师长竹园，成立红4军，其中一部留驻亲区，执行搜剿顾敬之团队的任务，顾敬之见势不利，复南逃湖北麻城。1932年春，商城县苏区建设蓬勃发展，工农红军直捣亲区，将顾敬之民团赶到了湖北界岭一带，随即建立了亲区苏维埃政府，吕义田任主席，组织群众分了顾敬之的田产房屋。7月，红军主力西去，顾敬之在亲区实行报复，逮捕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116人，分别关押在五里山、三官堂收容所内，并在8月1日将其全部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里山“杀人坑”。9月，顾敬之由于反共有功，得到国民党当局赏识，被委任为商城县县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顾敬之带领民团武装配合国民党第75师分三路“进剿”商南苏区，参与制造了灭绝人性的西河桥“无人区”。顾敬之旋即被委以鄂豫皖三省边区第一路游击司令。随后，顾敬之衔国民政府任命书，其游击队通过“强募民团”办法猛增至4000余人(枪)，编为四个团，一团团长为张旭东，二团团长为顾祥斋，三团团长为吴砚田，四团团长为严正国，成为鄂豫皖边区势力最雄厚的反动武装。

应该说，顾敬之及其统领的民团武装，在统治商南亲区乃至整个商城过程中，不断“清乡”“剿共”，制造“杀人坑”“无人区”。商城县法院留存的顾祥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作的“口供笔录”亦非常隐晦地承认，他们在民国“十八、二十、二十一年杀人过多”。顾敬之及其统领的民团武装，在反共杀人中所使用的手段也特别鲜见，“除枪杀、刀砍、斧剁外，还有活埋、分尸、火烧、‘剥皮抽筋等’”，因“反共和残忍好杀著名”，邑人常称之为“顾屠夫”。

通过梳理材料可知，顾敬之民团最初是由地方旧枪会首领整合枪会组织改建而成的。在演变过程中，顾敬之本人从“联共”走向“反共”，逐渐成为“县长”“司令”级别的反共权势人物，而顾敬之民团也最终异化、畸变为反共私人武装。相较胡晓云民团，顾敬之民团拥有比较成熟的制约中共山区革命的社会改良方法，在发展过程中已显露出拥有强势权势人物、强势武力后盾、强势乡约管控、强势汲取资源、灵活反共策略等诸多特性，属于武装私有化与压迫革命甚为厉害的地方强势民团武装。正因如此，中共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亦曾数次对其进剿，但由于顾敬之及其统领的民团武装严密管控地方社会，“大搞坚壁清野，威胁群众，逃离家园，红军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供应出现了严重困难，并时遭敌反动游击的袭扰，短期内很难取胜”，“到1932年春，红军第三次占领商城县城，全县除亲区一部分外，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商城县民团武装才大部被消灭，少部分逃逸白区。但同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商城民团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过，此后的组织，名目五花八门”。

这样，鄂豫皖苏区在从碎片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中共主力红军及地方部队自始至终也未真正将顾敬之及其统领的民团武装剿灭，双方一直处于赤白对立状态。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言及：“亲区横亘在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两片苏区之间，简直是我们极大的障碍。后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企图拆掉这片墙，仍无大效。我后来也几次重履亲区，并和顾狗子较量过游击本领。如果我们的队伍不是长于此道的话，也许要吃他一点小亏。”张国焘所言非谬。中共主力红军及地方部队不但未将顾敬之及其民团武装剿灭，而且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顾敬之及其统领的民团武装还成为商城地方政治中的最大受益者，顾敬之已成长为国民党地方政治中的重要人物，民团势力更成为地方权力的重要凭仗。

综上所述，中共商南暴动之后，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地方部队与分化后的商城民团之间即从分裂走向赤白对立，双方在拉锯战中报复与反报复，致使商城乃至豫南地区的赤白界限越来越分明，赤白对立越来越激化，对立是这一阶段中共与民团双方博弈、互动的主要状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民团作为维护地主利益、抵制乡村变革的武装组织，既给中共改造乡村社会造成巨大的障碍，又从反面推动了乡村社会变革向愈益激进的方向发展。”

四、结 语

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党团组织掌握民团、武装工农的地方实践，毫无疑问属于中共兵运工作的重要形式与客观事实，但这种形式与事实尚有其他“嵌入类型”值得深入探讨。前文所述简奕一文研究国共合作时期四川中共党团组织通过教育与培训的方式，改良政治倾向比较正面的民团武装问题，提供了一种“地武改造型”案例，具体考察了中共改良民团到成立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自卫军的过程。黄正林、温艳一文则研究国共分裂时期陕甘边中共党团组织通过获取民团领导权，收编政治倾向比较正面的民团武装、农民武装问题，提供了一种“地武联合型”案例，具体考察了中共联合民团到成立、发展游击队的过程。而本文研究国共分裂时期商南乃至整个豫南中共党团组织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网络，打入整体政治倾向比较反共的民团武装，提供了一种“地武打入型”案例，具体考察了中共打入或者自办民团到成立正规红军的过程。

至于中共革命“下乡”并掌握民团，具体采取何种“嵌入类型”，或者多种“嵌入类型”组合使用，往往受制于政治环境变迁、自身力量大小与民团政治倾向等变量。中共因应此种影响并作出关键抉择，充分展现出中共民团政策及其地方实践的灵活性。如此，在中共革命“下乡”的过程中，因掌握民团的“嵌入类型”不同，中共与民团之间的互动脉络与演进逻辑也呈现相当差异。

就豫南地方革命实践而言，中共商南暴动之前，回乡及回乡再生产的中共党员因力量比较弱小，在上级党部的指示之下，多利用民团扩充之机，打入或者自办民团。他们不仅依靠新式党群组织，而且透过动用传统社会资源与乡村既有日常行为轨制，使民团分化瓦解。商南暴动更多是从民团内部开始的，也达到了夺取武器、武装农民的目的。至于中共党员为何与民团决裂并造成暴动局面，恐与地方情势压迫、上级党部的指示、阶级意识萌发、实际利益纠葛及乡村正义道德考量等因素正相关，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中共商南暴动之后，商城民团逐步异化、畸变为反共私人武装，并与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地方部队之间进行组织对立的斗争。就整个嵌入自主的过程而言，融合、分裂与对立状态依次在中共与民团双方博弈、互动的史实中得到总体呈现，这种呈现方式共同推动并演绎出乡村社会变革走向愈益激进化的历史脉络与逻辑。

总之，关于中共掌握民团、武装工农的研究，相比以往研究成果而言，本文对商南乃至整个豫南地区的研究，着重探讨了“地武打入型”嵌入类型及中共与民团之间的互动脉络和演进逻辑，希冀进一步引起学界的重视与思考。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民团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其他官方或者家族组织，因此缺乏留存档案资料的独立系统，研究者也只能仰赖对其他相关资料的细致爬梳。正因为缺乏批量专档资料，从研究角度观之，早期民团本身具有一种可塑性或变动性甚至难以“琢磨”的性质。有鉴于此，中共革命与民团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确实是个可行的突破路径，比如，中共主力红军、地方部队与个案民团(包括权势人物与群体)之间的融合、分裂以及对立状态的历史解释，就值得进一步拓展、挖掘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