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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时间：2022-05-25 13:30【字号：大 中 小】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在全国实施军事战略的重要时期。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中共中央采取了由内转外的外线战略，其中包含两个重要的战略跃进计划。目前，学界对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线战略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即第一次战略跃进，以下简称“一次跃进”)，较少关注最终未能实施的第二次战略跃进(以下简称“二次跃进”)。仅有几篇文章围绕南线战略、渡江作战、江南游击战等作了初步讨论，大体勾勒出二次跃进的轮廓，对粟裕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考察较多，但对两次跃进的关系、中原解放区对二次跃进的影响、刘伯承和邓小平及前方其他将领对二次跃进调整的贡献等问题缺乏深入探究。本文在利用多方史料的基础上，力图系统梳理二次跃进的酝酿、形成和调整过程，特别是中共中央与前线将领在这一过程中的频繁互动，期冀能对深化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研究有所助益。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外线作战。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就提出晋冀鲁豫和山东部队出击外线的计划。11月21日，在与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在军事上，经过半年到一年时间，停止国民党的进攻，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这次谈话实际上描绘了战略进攻阶段两次跃进的蓝图。至1947年夏，经过一年的内线防御作战，国民党军的进攻虽被遏止，但解放区已遭受巨大破坏，难以继续支撑。解放军转守为攻，出击外线成为当务之急。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外线战略得以付诸实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受中共中央外线战略指导和战争形势等多种因素影响，刘邓大军于8月7日毅然采取无后方依托方式千里跃进大别山，27日进入大别山区，实现了一次跃进，带动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大军一并进军外线，初步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外线战略任务，但国共双方在中原地区也暂时形成了拉锯僵局。
其实，在刘邓大军出击外线、一次跃进尚未实施时，中央已开始酝酿二次跃进。1947年7月23日，中央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的电报中提出：“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此时，中央设想由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执行该任务，后来刘邓大军一部逐渐被纳入其中，然而刘邓大军同时还担负着执行一次跃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的重任，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也负有配合刘邓完成上述任务的责任。显然，两次跃进难以同时遂行。而且，二次跃进必然要依托中原解放区作为“前进的基地”。因此，从时间和执行部队两个维度看，两次跃进都是在外线战略指导下，中央谋划的战略进攻中的重要一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前方将领的态度，中原解放区的发展状况等都对二次跃进的走向影响重大。
在中央7月23日关于二次跃进的最初计划中，叶飞、陶勇两个纵队(即华东野战军第1、第4纵队)在具体实施中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先在驻地休整数日，然后迅速歼灭泰安及以西地区敌人并占领该区，再在两月内的休息期间作军需补充、干部配备及政治动员等方面的准备；二是进军至皖西，建立第一个临时根据地；三是相机渡江进军至皖南，建立第二个临时根据地；四是抵达最终目的地闽浙赣。
为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计划，中央提出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在南下进军中，广东纵队随行能够缓解久居北方的部队官兵不熟悉南方环境的状况。同时，中央还决定筹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主持工作，作为将来东南地区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此时，中共在长江以南几乎没有正规军和巩固的根据地，与一次跃进相比，二次跃进可谓到敌人更深远后方去建立根据地，行动难度更大，长远的战略意义自然也更大。
1947年7月，刘邓、陈粟方面均处在进军外线过程中，一次跃进尚未实施，因此前线各方对二次跃进均持谨慎拥护态度。华东局首先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发展大别山和闽浙赣的战略方针，但同时建议：一是叶飞、陶勇两个纵队不宜仓促南下，可在内线休整或作战一个时期后再行动；二是提议从各纵队抽调熟悉江南情况的部队作为先遣队进入闽浙赣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三是将陶勇纵队留下，换一个纵队与叶飞纵队南下；四是由于华东各方工作正在开始转变中，拟成立的东南分局可暂由张鼎丞、叶飞、曾镜冰等组成，而分别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和华东局常委的邓子恢、曾山不宜调走。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与华东局意见相似，也建议叶飞、陶勇部仍在内线作战一个时期，配合其他部队再歼敌10个至20个旅，再考虑向外线作战。他们认为迅速转进敌后可能使敌回援，减轻内线压力，但由于缺少根据地支援，难以进行大规模作战，所以建议可派先遣队进入闽浙赣，并提议从2纵、3纵、7纵、8纵、10纵中抽一个纵队代替陶勇纵队南下。
显然，华东方面也认识到江南敌情变化，支持中央决定，并不反对继续向南跃进。例如，粟裕在野直机关干部会议上表示：蒋管区非常空虚，湖南、福建、江西等省都无正规军，四川仅有一个正规旅，十分利于反攻大进军。之所以不建议过于仓促地分兵跃进，与华东方面当时的现实处境有关。1947年7月中旬，华东方面屡遭挫折，叶飞、陶勇部在鲁南失利，损失较大，难以立即执行新任务。内线攻击南麻、临朐受挫，国民党军进占鲁中，进逼胶东。华东局机关和后方部门准备撤往渤海，工作繁重，也无力抽调干部组建东南分局。在内线军事政治形势吃紧的情况下，华东方面确实面临诸多具体实施的困难。而且，刘邓大军此时尚在羊山集、济宁等地鏖战，后续行动尚未确定，为从战略上策应其继续南进，华东方面也不宜鲁莽行动。因此，华东方面希望先在内线歼敌，待敌情、天候、补给等条件有利时再行跃进。在了解到华东方面的态度后，中央立即根据前线情况作出调整，“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大军南下前，发展江南游击战是二次跃进的必要准备。陈毅、粟裕认为，江南游击战争应以发展壮大自身为重，隐蔽发展敌占区，积极进击薄弱区，设法建手榴弹厂，储备军工材料和药品，建议华东局输送大批干部去闽浙皖赣，并明确皖南胡明部、浙南龙跃部、浙东区和福建等部的具体任务，主张加强沿江船夫工作，便利未来渡江，同时准备大军南下未建立根据地时，能在各区安顿伤员及后方。华东局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认为江南各地武装尚小，缺少主力，要求不宜过高。在条件成熟地区，应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条件未成熟地区，应深入群众，耐心准备。可见，在发展江南游击战争的问题上，华东方面意见基本一致，即在保存自身力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展游击战争，准备接应大军南下，为二次跃进作准备。
二次跃进的实现，必须以准备充分为前提。但此时的华东野战军正进军外线，刘邓大军尚未完成一次跃进，同时准备二次跃进，无疑“操之过急”。更何况，这一计划本身也存在不足，派两个纵队深入敌人远后方，力量似嫌过少，加上中途减员损失，也难以改变整体局势。由于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二次跃进只能从长计议。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明确基本任务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在认识到中央继续发展战略进攻的决心后，陈毅、粟裕提出，鉴于1纵、4纵自出击鲁南以来，各次战斗伤亡较大，如果近期准备以1纵、4纵、6纵向长江以南出动，则建议1纵、4纵撤回河北整补一个月，10月中下旬后南下执行新任务，并将6纵也列入跃进部队序列中以充实力量。中央根据华东野战军的情况，明确半年内不准备派1纵、4纵下江南，并同意两纵调河北休整一个月左右，补充兵员、弹药、资材等，而后南渡黄河作战。随后中央又因战事紧急，要求两个纵队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不再北渡，南下闽浙赣任务也停止执行。中央之所以否定原定的北上休整计划，是考虑到全局战略形势，认为刘邓大军甫抵大别山急需支援，且陈粟大军担负开辟豫皖苏区重任，实难允许部队进行大休整。
二次跃进是中共中央不容动摇的一步棋。鉴于华东方面存在困难，除华东野战军部队外，刘邓大军一部也逐渐被中央列入南下跃进名单。8月30日，中央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已经提到必要时考虑渡江南进的问题；31日，中央再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请他们必要时考虑是否可能南渡长江。两人复电表示，目前3纵、6纵两个纵队向南控制山区，安顿伤员，开辟地方工作，将来仍向北向西与陈粟、陈谢联接作战，全军有决心和信心坚持大别山。面对中央的要求，刘伯承、邓小平没有正面回复意见，但从文字表述看，他们认为现阶段无法实现渡江跃进计划。
9月，刘邓大军已完成一次跃进，陈粟大军也刚刚转入外线，他们在无后方依托情况下开辟中原解放区，实难兼顾二次跃进。鉴于前线的客观困难，10月15日，中央不得不重新部署二次跃进，计划陈粟大军约在1948年4月“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与最早的计划相比，此时中央在二次跃进的时间、执行部队和目的地等方面的考虑都有所变化。一是行动时间上，调整为1948年4月前后实施二次跃进；二是执行部队的构成方面，由华东野战军叶飞、陶勇等纵队执行改为刘邓、陈粟各派一两个纵队分别出击；三是跃进的目的地，增加湘鄂赣边区，并将闽浙赣边区改为皖浙赣边区。中央将目的地由闽浙赣改为皖浙赣，缩短了南下部队的行军距离，皖浙赣与湘鄂赣均为山区，相距较近，便于南下部队相互策应。这一系列的变化，意味着二次跃进成为外线部队共同担负的重要战略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中央虽将刘邓部队列入渡江名单，但此电仅发陈毅、粟裕，并未发给刘伯承和邓小平，且声明“此是预计”。这是考虑到8月3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对南渡长江采取“回避”态度，中央亦深知他们在大别山立足困难，无力渡江南进，因此暂时未将该计划告知他们。
此时，中原解放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陈粟大军在豫皖苏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都面临很多困难。10月24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央，谈到部队仓促挺进豫皖苏，水土不服，药品缺乏，难以安置伤病员，打击了部队的战斗决心和进军南方新区的信心，有的部队听说南渡长江，对现地工作不踏实进行。26日，中央回电表示，在1948年8月前不打算派主力渡江，仅在8月后派部分部队渡江南下，具体部队临时决定。同样，12月4日，正当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大别山时，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主张刘邓全军(不含陈谢部队)1948年8月前在江北作战，8月后再视情况派主力或一部渡江，建立湘鄂赣根据地。现在开始派地方干部和游击支队南渡，1948年夏准备派较大游击支队南渡。中央根据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实际情况适时修改了10月15日的计划，二次跃进再度推迟至1948年8月后。
为充分准备二次跃进，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作委员会、晋冀鲁豫局、华东局、西北局、晋绥分局及张鼎丞、邓子恢、舒同，并告刘邓、陈粟、陈谢、彭(德怀)张(宗逊)及叶(剑英)杨(尚昆)等，“为着眼于下一步战略行动，我华北、西北各解放区在现在就应尽量收集和抽出长江以南各省籍的大批干部，于今冬派往刘邓、陈粟、陈谢三处交给他们分配工作，取得新区经验，以便于明年时机成熟时随队过江”。向华北、西北各个解放区和野战军负责同志布置了二次跃进的干部准备工作，并就各区的长江以南各省籍干部的分配方向及派遣办法作了具体规定，显示出中共中央的重大决心。
综上，1947年7月至12月间，为继续实施战略进攻，中共中央认真谋划二次跃进，于7月23日形成最初的计划，但因华东方面遭遇失利，又承担着进军外线和支援刘邓大军的重担，实在分身乏术，该计划没有执行。10月15日，中央修改原有计划，但因陈粟大军及刘邓大军在中原解放区面临困境，均对二次跃进持谨慎态度，暗示不宜“操之过急”。中央再次改变计划，将二次跃进时间推迟至1948年8月后。1947年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中共计划在1948年秋天前准备好渡江战役的条件，虽然蒋介石和美国人都担心我军强渡长江，但我们目前不会这样做。显然，此处的“渡江战役”指的正是二次跃进计划。
随着刘邓大军实现一次跃进，尽管中共中央正在谋划二次跃进，但解放战争的形势尤其是一次跃进后中原新区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进军中原后，大歼灭战迅速减少，消灭国民党正规军数量大幅度减少，攻坚战相应增多。以刘邓大军为例，他们在中原新区近半年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数量仅约为鲁西南战役的一半。此外，进入新区后，坚固设防城市数量多，火力不足便难以攻克，这对重装备损失严重的刘邓大军是严峻的挑战。且在拉锯状态下，即使攻克城市也难以稳定占领。
此外，由于中原解放区内敌我长期拉锯，部队总是处在转移与作战中，很少能够长期休整。仍以刘邓大军为例，1947年8月底，他们在大别山区战略展开。10月，主力转向鄂东、皖西宽大机动。10月底，全军集中至蕲春、广济、黄梅、宿松等地休整并解决冬衣问题。11月中旬，全军西进鄂东，接应王宏坤、赵基梅纵队(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第12纵队)南下，两纵在桐柏、江汉地区展开。11月下旬，敌人开始“围剿”大别山，全军被迫以纵队及旅为单位分散宽大机动。12月，邓小平、李先念和李达等率2纵、3纵、6纵继续分散活动，刘伯承、张际春率1纵转出大别山进入淮西。半年内，刘邓大军在鄂、皖、豫等省往来机动，在一地活动时间最长不过一个月，频繁转战，疲惫不堪，损失很大。这些变化同样发生在陈谢、陈粟大军方面。
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是因为经过一次跃进，三支大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不断长途转战，难以获得原有老区的财力、物力支持，反而是国民党在这些地区长期经营，基层组织相对成熟。在这种形势下，各军战略战术层面的协同配合，显得尤为重要。
进入新区后，三军曾酝酿协同破击平汉路，瘫痪这一军事交通要线，最终未能实现。陈粟大军于1947年11月独力破击陇海路和津浦路，取得较大战果。同月，国民党军全面围攻大别山，在大别山内线的刘邓大军被迫实施战略再展开，邓小平等率前方指挥所和各纵队等坚持内线斗争，以纵队或旅为单位分散活动，避敌主力；刘伯承等率后方指挥所和中原局机关、野战军后勤机关、1纵跳出大别山，进入淮西地区，并以10纵向桐柏区展开，12纵向江汉区展开，分散敌人注意力。12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并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切盼两部以进攻行动协助大别山。9日，经过中央、刘邓、粟裕、陈谢四方反复电商，平汉陇海路破击战方案形成。
13日，平汉陇海路破击战打响，陈粟大军破击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陇海路郑州至兰封段，陈谢大军破击平汉路许昌至信阳段，两军在西平地区沉重打击李铁军部，战至31日，共破路400余公里，歼敌4.5万余人，解放许昌等50余座城镇，支援了刘邓大军的内线作战。但敌人仅抽出第20师增援平汉线。19日，粟裕致电中央，估计敌人未改变“清剿”大别山计划，打算全力破坏大别山，然后转兵其他地区。他提出，大别山外线部队必须长期配合刘邓大军，才能彻底打破敌人进攻。翌日，中央提议粟裕统一指挥陈谢部，南下破击平汉铁路，进逼武汉，然后内外夹击大别山或回师向北歼敌，但该提议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为继续配合刘邓大军，中央于1948年1月上旬发出三份电报，提出粟裕部统一指挥陈谢大军向鄂豫陕边行动方案。各方交换意见后基本达成一致，同意新方案。
在大别山反“围剿”作战中，陈粟、陈谢大军取得较大战果，刘邓大军在坚持大别山前提下，分兵跳出外线，使国民党军肃清大别山计划落空。经过中原解放区的战争实践特别是大别山反“围剿”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前线将领在支持二次跃进决策的前提下，开始产生暂缓二次跃进、协同经略中原的设想。
12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为便于大量歼敌，建议陈粟军保持强大野战集团，我们将杨勇、苏振华纵队留淮河以北，协助豫皖苏工作，并可参加陈粟军作战”。1948年1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等致电中央指出：敌人重点关注大别山，并阻我渡江；陈粟、陈谢两军必须长期配合大别山，并集中兵力歼击敌人；只有中原各解放区巩固后，大别山形势才会改观，主力过江更能彻底改变局势；一次跃进出击外线战略上作用很大，但军队装备削弱极大，野战军由集中到分散，实力下降很大，各野战军不应一律分散，装备也应有轻重区分，避免外线各军普遍削弱，进入长期拉锯状态；必须加强陈粟所部，能集中打大仗，可将杨勇纵队并入陈粟序列，陈谢所部也要保持半后方，大别山部队则分散扭住敌人，耐心建设根据地。26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央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电中再次提出：“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从上述电文可以看出，刘伯承、邓小平等认为三军协同配合、以歼灭战扭转中原局面才是当务之急。他们虽赞成过江，但未提出具体意见。在中原胶着局面下，仓促过江，主力过早分散，战斗力削弱，显然不利于尽快打开中原局面。这三份电报体现的战略思想与中央二次跃进思路已有所不同。
1月22日，粟裕致电中央，主张三军应密切协同作战，发挥机动优势，突然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此改变战局。他分析认为，在中原拉锯状态下，新解放区尚未巩固，难以把握运动战机会，敌人避实击虚，灵活集散对付解放军，我一个战略区兵力不足以完全战胜当面敌人，三个战略区集兵后又失去战机，况且没有稳定补给和足够运力，部队也不便长期集中一地作战；三军今后必须发挥机动优势，在刘邓统一指挥下，以忽集忽分方式求得彻底歼敌一部，经过两三次歼灭战便可改变形势。此外，必须加强炮火力量和攻坚技术，逐渐统一全国建军思想和后勤供应，打破地域本位主义，理顺各级指挥关系，弥补军队数量和技术上的劣势。
一次跃进之后，为扭转中原战场的不利局势，继续展开战略进攻，派有力兵团打过长江，实施二次跃进，成为中央重点考虑的方案。可以说，二次跃进紧密承接一次跃进，是对一次跃进的补充与发展，是中央继续深入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一招。然而，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前线将领均强调中原解放区尚不巩固、军事形势僵持拉锯的情况下三军协同配合的重要性，主张先打破中原僵局，然后再遂行二次跃进。
但是，中央并没有完全接受前方将领的意见，仍将二次跃进作为紧要任务。1948年1月7日，陈毅到达位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中共中央驻地后，完整汇报了华野各方面情况。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陈毅研究粟裕率部二次跃进问题。陈毅对此有所准备，当即表示华野外线8个纵队力量充实，秋季可抽调3个纵队机动使用。经过研究，中央于当天密电粟裕，提出新的二次跃进计划，决定以粟裕统率叶飞、陶勇、王必成3个纵队(即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再次跃进。具体方案有三个：一是在中原现地休整半月，2月中旬从宜昌段渡江。二是2月至4月进入鄂豫陕区作战并休整一月，而后渡江。三是2月至4月在鄂豫陕区作战，5月北返中原休整两三个月，七八月间渡江。渡江地点可选择秭归、宜昌方向，宜都、江陵方向，石首、监利方向，由此进入湘西；或者从洪湖、沔阳(今仙桃)地区渡江至鄂南。过江后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而后逐步跃进到达闽浙赣。同时，该电报还分析了上述三个方案利弊和陈士榘、唐亮部，陈赓、谢富治部的掩护计划，并估计此举可能吸引二三十个旅的敌人回防江南。为防止影响部队情绪，特别提醒作极机密讨论，暂不公布。
在这一计划中，粟裕作为行动负责人，领导力量明显加强；以具有新四军背景的华东野战军1纵、4纵、6纵二次跃进，也便于部队尽快适应江南环境。在三个渡江备选方案中，后两案仍包括前文述及的鄂豫陕边行动方案。换言之，中央希望将鄂豫陕边作战与二次跃进相结合，在为刘邓大军解围的基础上，实现二次跃进的长期目标。
31日，粟裕回电，在报告各纵队兵员不充实、情绪较差、俘虏兵比例很高、思想不稳定等现状基础上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3个纵队北撤陇海线休整，替换10纵、11纵南下中原，3月下旬出动；二是继续执行鄂豫陕边行动方案，之后北返休整，5月中旬出动，并表示倾向于第一案。在渡江地点上，粟裕认为走中央指定路线，优点是易于渡江，缺点是离闽浙赣太远，建议最好在湘鄂西建立根据地，既便于安顿伤员，又便于将来解放江南时沿粤汉路分割敌人，但需要派遣能独立掌握局面的政治干部；走下游湖口、当涂或南京、江阴间，缺点是过江危险大，优点是离闽浙赣近，群众基础好，方便安顿伤员，部队熟悉当地情况，对敌人威胁更大。中央2月1日致电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同意粟裕提出的第一方案，并认为最好从湖口、当涂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要求尽快布置江岸工作，请华东局协助完成南进准备工作，并提出刘伯承、邓小平在中原统一指挥陈唐和陈谢等部，以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4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建议，组织两个加强师配合粟裕分两处渡江，分别进入川鄂湘和湘鄂赣，形成犄角之势。6日，中央回电同意，要求充分准备两个月，3月底或4月初行动。至此，经过中央、粟裕和刘邓三方互动，进一步完善新的跃进计划，以粟裕所提第一方案为蓝本，由华野3个纵队及刘邓大军一部担负的二次跃进计划基本确定。
2月1日，粟裕率部北撤陇海路，但行动很快被敌人发现，国民党第五军等部在鲁西南地区不断骚扰。经请示中央后，粟裕率部于3月12日前全部渡过黄河至濮阳地区休整。其间，二次跃进的准备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其一，调整机构。为引起各方足够重视，中央准备再次拆分华东野战军，成立东南野战军，陈毅、粟裕分别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同时成立东南分局。3日，中央确定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和东南分局领导名单，并准备在1949年初以华野3纵、8纵、10纵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继续南渡。
其二，筹措经费。华东局积极支持二次跃进，于2月18日向中央汇报，准备拨5000两黄金、500万元白洋、10亿元华中票交粟裕，但白洋从远处取运来不及，建议邯郸局先借500万元交粟裕，由华东局归还，华东局能印大批军用券，但制版、印刷需两三个月。中央经过认真考虑，指示邯郸局除已筹洋100万元外，再拨200万元存洋给粟裕，由华东局归还。如此300万元白洋和5000两黄金既可用于过江后必要时的开支，又可作为基金，发行军用流通券。充足的经费保障，奠定了二次跃进的经济基础。
其三，补充武器弹药。2月6日，周恩来建议邯郸局在原定数目基础上，多给陈粟大军补充弹药，以利南进。鉴于刘邓大军跃进中原时损失重武器的教训，3月5日粟裕致电饶漱石、陈毅并报中央，建议留下大部分重武器，使用炸药代替炮弹，并提出补充“七九机步弹”要求。3月15日粟裕又致电华东局，提议抽军工技术人员南进，利用新区物资发展兵工生产，得到华东局同意。
其四，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2月21日，中央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粟裕，要求3月初召集华东局和晋冀鲁豫局负责人到中央工委开会，然后召开南下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和各旅团连以上干部大会，充分讨论政治、经济、军事政策问题。3月12日，中央再次要求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教育，保证全体指战员南下后不仅在作战上而且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树立人民解放军的模范。为此，粟裕部开展以“三整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随后转入技战术训练。
其五，补充干部、兵员和民工等。3月5日，粟裕致电饶漱石、陈毅，并报中央，建议酌量调配强弱干部，并请求山东抽几个地方团和各纵后方伤病员补充部队。3月20日和26日，粟裕又请求补充兵员。陈毅、饶漱石等4月11日致电滕代远、薄一波并中工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建议抽2万名新兵补充粟裕部。为保证部队的政治成分，还特意补入一批翻身农民。同时，征调大批民工进行政策教育和训练。中央还于2月19日致电邯郸局，要求准备新华社人员随同南下。
其六，派出先遣部队。为熟悉情况提前开展工作，粟裕派出加强营与一批干部前往皖南，派曾希圣带一批干部到中原局，分配至皖江地区加强工作，同时派原7师参谋长孙仲德带一批干部组织长江水上工作，筹措船只。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二次跃进，视其为继续实施战略进攻、改变中原局势的关键。1948年3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中共打算当夏实施对南方的秋季攻势计划，南下部队将在5月至6月强渡长江，在浙、闽、赣诸省展开作战，同时从大别山和汉水地区抽调2个旅，进军湖南省。如果该方案顺利实施，国民党军将会调15个旅到长江以南，大别山和淮北地区的主动权将转移到中共手中。前述粟裕1月31日第一方案中出动时间定在3月下旬，但3月底粟裕部出动前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中央此时估计5月至6月间方可渡长江。
1948年2月至4月，二次跃进准备工作全面启动后，中原战场局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粟裕部北渡黄河、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中原地区先后打响洛阳战役、阜阳战役。前方军情促使中央和前方将领更加充分认识到在中原集中兵力、协同配合作战的重大意义。二次跃进面临新的调整。
根据中央部署，粟裕部北撤休整后，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各部。鉴于条件恶劣的大别山不适合作指挥中心，1948年1月26日，邓小平等即向中央提议野战军进入淮北或江汉、桐柏间机动作战。2月8日，刘伯承也向中央提出，大别山无法建设后方机构，部队分散作战，形势动荡，中原领导机关最好移到豫西和桐柏间。中央则建议刘伯承、邓小平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间，统一指挥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间打歼灭战，吸引敌人主力到淮河、汉水以北，掩护粟裕南下和大别山、江汉等地发展。至于大别山部队去向，中央主张集中两个纵队和陈唐、陈谢部行动，在大别山留两个纵队待机歼敌，并不赞同将主力部队全部撤出大别山。但是，刘伯承、邓小平与中央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主张4个纵队全部转出大别山。17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中央，建议1纵、2纵、6纵一周内在淮河两岸集结，用3天补充新兵，即可开始作战，3纵随后跟进。19日刘邓再电中央认为，4个纵队集结补充后形成一个作战单位为宜，主力留大别山作用不大，会减弱野战力量。中央最终同意刘邓二人的意见。24日，邓小平等率前方指挥所与刘伯承的后方指挥所在临泉县会合，部队陆续撤出大别山。
刘邓大军出山后，中原战场应当如何布局呢？中央考虑以平汉路为界分为路西、路东两个战场。路西战场的任务是引敌向西，配合粟裕南下，由陈唐、陈谢两部和刘邓大军一部负责；路东战场的任务是直接掩护粟裕南下，配合二次跃进行动，由华野10纵、晋冀鲁豫野战军11纵和刘邓大军另一部负责。两个战场相互呼应，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完成掩护粟裕二次跃进的任务。
在此方针指导下，路西战场的陈唐、陈谢两部协同实施洛阳战役。陈士榘、唐亮以两个纵队攻城，两个纵队及地方武装阻敌增援，3月7日发起攻击，14日攻克洛阳，全歼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等部约2万人。在路东战场，3月上旬，刘邓大军计划发起阜阳战役。3月末，刘邓大军全部转出大别山，此时阜阳守军约一个旅及保安部队，刘邓以两个纵队及地方武装攻击阜阳，以4个纵队阻援。国民党军陆续调动20个旅增援阜阳。因阜阳工事坚固，水网纵横，刘邓大军火力太弱，野战能力下降，最终因援敌四至被迫放弃攻击。为摆脱敌人合围，刘邓大军决定向路西转移。4月9日，刘邓大军在陈唐、陈谢两部配合下，全部越过平汉路转入豫西，向陈唐、陈谢部靠拢。
纵观1948年2月至4月中原战局的发展，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成为机动作战力量，不再处于被动境地，粟裕部二次跃进打破中原僵局的必要性降低。同时，因一次跃进时损失过大，刘邓大军攻坚和野战能力大大下降，导致阜阳战役失败，陈唐、陈谢两军损失较小，拥有较强炮火，赢得洛阳战役胜利。刘邓、陈唐、陈谢三军最终集中于平汉路西战场。这一胜一败说明，如果中原军力进一步增强，便可能通过歼灭战改变局面，但粟裕部二次跃进恰恰削弱了中原军力。因此，粟裕部的去留是一个值得审慎思考的问题。随着中原战场形势的发展，暂缓二次跃进、三军协同经略中原的主张具有充分合理性。
北渡之后，粟裕也在密切关注中原战局发展。刘邓大军西移使路东力量空虚，仅剩苏北兵团3个纵队、华野10纵、晋冀鲁豫野战军11纵。国民党军路东力量却不断增强，邱清泉率第5军、第75师等部位于鲁西南，监视粟裕动向。黄百韬25师被调离大别山，准备投入苏北。胡琏第18军位于平汉线，随时可以东进。粟裕部二次跃进已经丧失了突然性，途中必遭重重堵击。与刘邓大军一次跃进大别山相比，粟裕部在距离更远、兵力更少情况下千里跃进谈何容易。即使付出很大代价到达闽浙赣，敌人也未必投入二三十个旅尾随南下，而以同样损失在中原歼敌，更能促使局势变化。正是考虑到前方战情的实际变化，粟裕越发肯定暂缓二次跃进、三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歼灭战的设想同样可以改变局势。
1948年4月，陈毅返回濮阳，粟裕再次汇报上述设想，陈毅虽赞同渡江跃进，但鼓励粟裕将想法向中央汇报。粟裕部整训期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北上经过濮阳，陈毅、粟裕就二次跃进问题与其交换意见，李先念也认为在黄淮打几个大仗，然后南渡比较有利。4月16日，粟裕先向刘伯承、邓小平征询意见。1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并告陈毅、粟裕，认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照现在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尔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同一天，粟裕致电中央，详述留中原打大歼灭战的理由：大兵团脱离后方作战有诸多困难，地方支援少，行动难保密，补给不足，伤员难以安顿；重武器在山地难以发挥作用，不带又增加作战困难；粮食问题难以解决，与民争食不利于发动群众；南下可能无法调动敌人主力，中原将长期僵持拉锯；建议集兵中原，依靠后方支援打大歼灭战，并派游击部队深入敌后，为将来渡江做准备。21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提出：“我军……如加上粟裕兵团八万人，共二十八万人。如以我野战军对敌淮北九个机动师并不困难，惟因敌人过于谨慎……如粟兵团出动，将调动一部敌人。如粟兵团留中原作战一时，我军实力亦可超过敌人……请军委考虑确定。”刘伯承、邓小平深知二次跃进的巨大困难，对粟裕的再次建言表现出灵活态度，既肯定中央方针，又不否认粟裕建议的合理性。
4月底，陈毅、粟裕奉命赶到中工委会商。在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阜平县城南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粟裕详细汇报了他的建议。李先念赞同粟裕建议，认为不在中原歼敌几个正规军，便难以渡过长江，过去也难以扎根。聂荣臻也在听取粟裕汇报后，向毛泽东提出在江北作战的建议。经过慎重衡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接受粟裕的建议，暂缓渡江南下，但并未放弃二次跃进。5月5日，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完全正确，是坚定不移的方针，但目前过江有困难，今后4至8个月内，粟陈唐部应在汴徐线附近歼灭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开辟渡江道路。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粟裕建议，决定先在中原歼敌，开辟渡江道路，二次跃进并未取消而是延缓了。
城南庄会议后，各地将领也表达了对中央决策的赞同。彭德怀认为，粟裕部可以先不渡江，集中五六个纵队在中原作战，先打开豫鄂皖局面。张云逸与邓子恢也认为，必须在长江、黄河间组织几个大歼灭战，求得解决中原问题，为粟兵团南渡提供条件，在山东攻克济南后，可抽主力南下恢复华中，逐渐控制江北，以便为南进部队提供后方接济。
与此同时，全国解放战争局面的迅速变化也促使中央考虑调整二次跃进计划。1947年下半年，南线解放军进军外线后，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被迫回援，各老区军事压力减轻，先后开始土地改革，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生产发展。1948年上半年，各区形势均明显好转，基本不再需要外线部队渡江进一步调动敌人，而且成为外线部队的后方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凭借华北各老区支持就近在中原作战，更为稳妥有利。
鉴于全国战局和中原战场形势已经变化，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粟裕等前线将领就暂缓二次跃进存在共识，各战略区领导人中也不乏支持者，中央初步接受粟裕建议，推迟二次跃进，改为先在中原歼敌、开辟渡江道路的稳妥方针。这意味着暂缓二次跃进、三军协同经略中原的建议被中央采纳。5月9日，中央发布通电，调整华北、中原解放区辖地，并改组中原局、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领导机构。至此，中原战场形成新的战略格局：中原局作为中原区最高领导机关，统筹指挥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原寻求歼灭战；以华东和华北两大区为中原区提供后勤支援。在这种新格局下，中原战场迅速迎来战略转折点。
5月底，粟裕部重新加入中原战场，发起豫东战役，在各部配合下，取得歼敌9万余人的大胜利，初步印证了在中原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可行性。7月13日，中央指示粟裕部在中原作战至1949年春夏，歼灭国民党第5军、第18军等部，然后南进。次日，中央再次提出，许世友、谭震林攻克兖州、济南后，约在10月南下，与粟裕、陈士榘、韦国清、吉洛合力，争取冬春攻下徐州。可见，根据中原战局的发展，中央进一步推迟了二次跃进。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此后，在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等推动下，全国战局急转直下，北线战略决战已经打响，南线战场决战条件也逐渐发展成熟。与其将敌人调往长江以南，不如在中原地区就地消灭，二次跃进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它最终作为一个未经实践的战略计划被封存在历史中。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具有深厚的“外线情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环境，出击外线往往成为毛泽东打破僵局、争取主动的关键一招。这成为中共的一种军事文化，贯穿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因势利导，使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刘邓大军首先实施一次跃进，并在陈粟、陈谢两支大军配合下逐渐开辟了中原解放区。为进一步实施战略进攻，扭转中原战局，中央计划实施二次跃进，以华东野战军主力及刘邓大军一部渡江南下，开辟根据地并破坏国民党后方基地。但是，二次跃进在主客观上存在种种困难，前线将领逐渐形成暂缓二次跃进、协同经略中原的战略设想。经过反复研究，中央采纳前线将领的意见，调整战略计划，暂缓二次跃进，为南线战略决战奠定基础。由此可见，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事战略呈现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二次跃进的筹划、准备与调整，是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兵力集中与分散这几组矛盾的辩证统一，是中共中央与前方将领不断沟通与协商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民主集中原则，也说明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共中央战略决策与前方将领军事实践碰撞出的智慧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