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自2019年下半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之后，引发了历史学界的持续关注。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学界研究抗日战争的一些新的角度和取向，其中第四卷“战时军队”便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推进。在这一卷中，战争的过程不再是焦点，战争的主体——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的国民党部队与广泛活跃于敌后战场坚持斗争的中共武装，成为集中讨论的对象。在考察战时国、共军队的过程中，“组织形态”是重要的关键词，决定着包括笔者在内的写作者讨论问题的范围、重点和方式。而从组织形态的角度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部队与中共武装，或许也是当下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和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可选进路。

一、何谓军队组织形态

明眼人不难发现，“组织形态”正是“战时军队”卷主要作者王奇生教授在研究中国国民党历史时多次强调的一个概念。多年前，他正是着重关注了国民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过程，从“治党”或“党建”的角度重新审视国民党的成败，取得了突出的学术进展。那么当下的研究者若将国、共军队从具体的会战、战役、战斗中抽离，专门对军队组织的设计、架构、演化、管理、运行、控制等进行相对系统的梳理，或许可以收到类似效果。通过深入研究国、共军队的组织形态，历史学界对于抗日战争史乃至国民党史、中共党史的理解可望进一步加深。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军队组织形态”进行一个界定和描述。谈及“军队组织形态”，人们常常容易想到传统制度史研究中的军制(兵制)。事实上，二者关系的确密切，但存在着区别。中国古代论说军事制度者多以“兵制”为题，而进入现代后以“军制”代指军事制度，渐渐为人所习见。在1926年黄埔军校所使用的《军制学讲义》中，编者将“军制”定义为“国军之建制及保育”，包括“编制、征募、补充、教育、军需品之供给保存”等内容。1935年，陆军大学对于“军制”的解释为“国军之建制编制并人马之教育补充、军需品之调办经理之制度”。今天军事制度史所涵盖的内容，如军令、军政、教育、训练、兵役、军需、后勤等等，仍与之相类，而这些内容显然也是军队组织形态研究的主要考察对象。不同之处在于，目下军制研究一般更多讨论军事制度的设计、机构的创设、法令的颁布等“典章经制”，军制史尚未成为“活”的制度史；而关于军队组织形态的考察，则持续着力于动态地复原军事体制、机制的实际运作及效能，以求展示军队的真实状态和具体变化。

军队组织形态与军制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眼光上，而且在于视野的宽窄。军队组织形态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也相对宽广，比较近似于一种“广角镜”的透视。王奇生将军队组织形态定位为军队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包括“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军队组织形态至少还包括了以下三个传统军制研究关注较少的方面：人事对于军队系统的影响、物质力量在军队系统中的作用、军队系统中的个体生命。

二、国、共军队组织形态的异与同

“军队组织形态”这样一个灵活而开放的概念，为研究者深入战时国民党部队和中共武装内部进行审视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不过，笔者等人在写作第四卷“战时军队”时并非各自为战、自由发挥，而是着力于找到若干国、共军队组织形态中同一类型的问题如军队系统的架构、军队的编制、军队人事、军队政工、武器装备等进行梳理，希望可以有所比较。

可惜此种比较的思路在一开始曾遭遇到某种困境，这缘于战时国民党部队和中共武装的组织形态分别呈现各自鲜明的特色，在不少方面缺乏可比性。就军队系统而言，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时候均保留着“战区—集团军”的架构，之下仍然是传统的军、师、团、营。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在很长时期内以“军区—军分区”为基本框架，设置了各色名目的纵队、支队、大队等单位，普遍经过了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的过程，战争末期才被整编为师、旅、团等正式单位。这是不同的战场态势导致的结果，更是迥异的建军思维之产物。又如军队的编制问题，战时的国民党军时刻纠结于编制如何制订，总是抱怨由于缺乏足够的军马、火炮、器械、车辆而导致军、师所属骑、炮、工、辎特种兵科单位缺编。但中共似乎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所属各特种兵科单位较国民党军更为简陋，却没有影响中共武装的生存与发展。这或许与不同战场的作战方式有关——高烈度的阵地战离不开炮兵和工兵的发挥，而在敌后游击战中，“硬的不打软的打”“敌打我偏不打”“远道夜袭”“随打随分”等战术的实施并不十分依赖技术兵种。再比如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共军队都面临兵额过多的问题，亟待压缩规模，然而国民党军在1941年底制定的“缩军”计划困于反对声浪，只走了一个过场，直到1944年夏国民党部队的人数才开始下降。而几乎在同时开始的中共“精兵简政”，却巧妙地用“主力地方化”方式化解了矛盾，得以成功实施。这种强烈反差的背后，是两支军队在指挥、控制、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巨大不同。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国、共军队在军官来源、政治工作、军队党务、兵员补充上均自成一脉，难以逐个展开比较。虽然如此，作为抗日的军事力量，国民党部队和中共武装在同一个时空下必然会面对相似困难，其组织形态又存在着颇多暗合之处。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军队人事方面，双方均出现过升迁调补不按章制、人事手续不够规范等问题，以至于军官(干部)的提升过速，经验累积不足。军官(干部)的教育方面，也极为相似地困于军事教育条件不足，导致必要的军事学科、术科教育难以开展，恐怕军官军事素质的缺乏是双方的通病。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部队苦于吃饭困难的问题，而为数不少的中共武装在日军绞杀下，也只有靠高粱、黑豆甚至野菜、树皮充饥。面对伤病号，国、共军队都感到棘手。后勤方面，国民党军的兵站运输力薄弱，不被重视，与部队配合不畅。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于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中。研究者在发掘两支军队组织形态上的种种差异之际，也要注意到它们身上仍然可能具有不少共性。对于两支军队战时表现的评价，或许也可以多一份同情之了解。

三、“异中见同”——讨论国、共军队组织形态的新思路

“军队组织形态”为研究战时国、共军队提供了一个灵活而开放的概念工具。同时，通过比较战时两支军队组织形态的各个方面，学界对于国民党部队与中共武装的了解较过去更进一步。随着第四卷“战时军队”的出版，关于这个论题的讨论本可暂做一个阶段性小结，但是类似研究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一些新的思路正在或者将要在学界泛起涟漪，引发感兴趣的人们继续从组织形态的角度审视这两支军队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新突破点，往往出现在过去学界认为国民党部队或中共武装组织形态并不具备的某些特点之上。相关研究者对中共的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已进行了系统考察，三级武装体系作为中共武装组织形态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但国民党部队中的地方武装情况如何，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国民政府是否也创建过类似于民兵、自卫队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长期被学界所忽略。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敌后的某些地区如苏北丰县，黄体润这样的官员仍然组织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在浙江宁绍地区，也有田岫山、张俊升这样的地方武装在与日伪、中共的互动中随波逐流、朝秦暮楚。上述史实足见国民党地方武装问题颇值得关注。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其他个案可以考察，比如在鄂东，亲陈诚的鄂东行署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而临近的桂系李品仙部更掌握了鄂豫皖边区为数众多的游击部队，其构成、运行、与主力部队的关系等均是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民兵、自卫队，同样存在重新考察的必要。例如，在湖南数次会战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要求各县国民兵团所编组的战时任务队积极遂行任务，此类乡村自卫武装处于怎样的状态，可能是尚待研究的问题。

与之相对应，有关战时国民党部队内部派系问题的论著也汗牛充栋。毫无疑问，派系的存在和派系之间的斗争是国民党部队组织形态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和国民党军相比，中共武装通过宣传教育将主义和信仰内化，又凭借各级党组织的组织手段实施严格控制，似不应该存在类似问题。不过，绝大多数政治、军事力量都不是单线成长的，常常由多股力量相互交融而成，交融过程中的不和、磨擦、争斗甚至冲突在所难免。国、共军队中的这些情况自然不在一个数量级，然而抗战时期中共武装内部不同队伍及其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不宜过度强调，也不应该被完全忽视。近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个案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太行根据地还是在山东根据地，同一地区两支中共武装因为“土客问题”而出现“道出于二”的现象并不孤立存在。如果将视野稍稍扩展，便会发现类似的问题在皖南、江南、苏北等地也或明或暗地显现。过去有些文章将其简单归因为领导人的私人恩怨带来的宗派问题，此种小说、演义式的解读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实情。另外，中共处理内部分歧的能力强大、手段多样。这倒是国、共军队组织形态上非常重要的区别。

上述两个新突破点提示研究者，尽管国、共军队在组织形态上存在着较大差异，难以进行直观的比较，但“异中见同”的思考方式仍具有价值——它的确可以启发研究者反思既有看法，通过“去熟悉化”的再审视，发现新的问题。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前进，研究者或可以在另外一些方面找到新的兴趣点。比如，一般认为关于士兵的教育，国民党部队侧重于军事技能、战术的培训，而中共武装则在政治教育方面做得有声有色。笔者不禁有点好奇：难道中共武装就疏于对士兵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爆破的训练？而国民党军除了作战本领之外，就不尝试带领士兵扫盲，或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其意识形态？这些无疑都是可以展开探讨的新问题。

四、研究国、共军队组织形态的困难和挑战

虽然从组织形态审看战时国民党部队和中共武装，仍有相当广阔的空间有待开拓，但此种进路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挑战。首要的难题是老生常谈的史料。今天研究者可接触到的抗日战争时期各类资料数量已经相当惊人，且还有专门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可资使用。较近现代史其他研究方向而言，史料在数量方面不可谓不充足。但是，当研究者讨论某些问题时，仍常常苦恼于史料之缺乏。最近学界较多关注战时中共武装的日常生活，在物质文明的层面有不少新发现。如果依照近似的思路尝试复原国民党部队的衣食住行，却发现史料方面捉襟见肘。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们在战略、战术、战斗、人事方面保存有相当多的记录，但对于每天都要面对的寻常事物，则吝于笔墨，言之甚少。即便在卷帙浩繁的“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上述内容也相当零散，对于研究者来说颇不友好。

研究战时中共武装的组织形态，在史料上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大。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发出过“人家看日记，我们读年谱”的感慨。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核心人物如蒋介石、陈诚、徐永昌、林蔚、钱大钧、胡宗南、张发奎以及国民政府高层陈布雷、王世杰等人的日记陆续整理公布，极大地满足了相关研究的需要。而研究中共武装，恐怕就没有太多上层人物的日记可以依托，重要人物的年谱尽管非常经典，可惜对于不少史事的描述仍较单薄。相较于“国史馆”、“党史会”、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浩如烟海的国民党部队相关档案，中共武装的相关档案则难以获得。近年来谢敏、王龙飞、赵诺、郭宁、李雷波等青年学者深入地方档案馆，搜集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革命历史资料，但数量仍十分有限。

第二个难题则与组织形态本身有关。诚如前文所述，“组织形态”这个概念的优势在于灵活而开放，其不足则是缺乏统序、难成体系，容易呈现为拼盘式研究的样态，甚至有滑向“碎片化”的危险。历史学本身“非碎无以立通”，零散的个案研究自有其价值，若强行使其“系统”和“整齐”，恐将适得其反。可是如果放弃从整体上思考国、共军队的组织形态，拒绝合理运用归纳法以找寻各自组织形态的基本特点，回避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也将大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的交流。那么，对于国、共军队的组织形态，从何处入手进行思考方为恰当呢？

关于国、共军队组织形态的考察，属于军事史研究的范畴，军事史的理论和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将军事现代化程度视为尺度，据此可以评判一支军事力量的优劣，找寻其在战争中胜败的原因。这样的做法在研究晚清军事史时具有很大的适用度，基本上可以对清军的一切表现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令人疑惑的是，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军队定为参考系，找寻同一时期国民党部队、中共武装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此对国、共军队的组织形态进行评价，却有些方凿圆枘，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简要归纳国民党部队的组织形态，可以看到其外在表征与同时期列强军队已无显著区别，但它的内在特质显示其发展轨迹十分矛盾，迁就现状、裹足不前的情况与尊西崇新、率先改革的现象常常并存。前一种情况尚符合人们对于国民党部队的一般认知，后发国家的军事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再正常不过。可是后一种情况则难以让人理解。这一支落后于时代的军队，先于日、美创建了独立的空军，跟随世界流行的“军令军政一元化”潮流改组了军事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实现了党政军一体化，就连代表当时陆军发展方向的“三团制”师，也早在1938年初便出现在国民党部队中。事实上，在军队组织形态的不少方面，国民党部队并不保守，有时候反而非常前卫和激进，就“现代化程度”而言，是世界领先的。国民党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佳，不能全部归因于组织形态。对于国民党部队组织形态的评价，仍有待于历史研究者的进一步探索。

如果将中共武装与西方列强比较，便更加让人困惑。中共武装组织形态里的西方军事传统和思潮印迹并不明显，没有体现出多少所谓的现代性。中共军事活动所采取的很多做法，在西方列强的军队中可谓闻所未闻，比如将主力野战部队化整为零，兵役制度采用所谓的动员制，依靠教导队培训军官，武器来源主要依靠缴获，更不用说三级武装体系了。然而中共武装的组织形态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效果又是不容否定的。不久前有研究者撰写的《军事发包制》一文就告诉我们，抗战时期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实行军事决策自由裁量、财经自给自足、属地军政一元化领导的“军事发包制”，成功解决了中共武装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问题，并为将来的政权建设做好了准备。这样的制度在推崇直接指挥学说的西方军事理论脉络中，显然属于前现代的范畴，但研究者自然不至于以此为由对中共武装的上述做法给予负面评价。需要看到的是，中共对于所处的战地环境具有极强的理解能力和适应能力，从一开始就跳出了教条，逐渐探索出了独特的军队建设之路。中共武装组织形态中的“逆现代”取向，值得被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