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雷禹 蓝江：马克思主义与加速主义——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当代价值
来源： 时间：2022-06-29 13:30【字号：大 中 小】
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Williams)与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Srnicek)于2013年发表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将“加速主义”这一话题抛到了当代激进左翼的学术前沿。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加速主义是在无力对抗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以妥协的方式所找到的迂回策略。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思潮自诞生起就以其矛盾性(左/右之争)而表现出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强劲动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审视加速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思潮的局限，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内涵，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基于这一目标，本文试图完成以下三个任务:第一，梳理加速主义的历史谱系与理论变迁;第二，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角度阐明加速主义的内涵及其缺陷;第三，具体分析“机器论片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逻辑角色和理论意义，以澄清加速主义对马克思的误读。作为一种左翼的政治战略理论，加速主义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的法国，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的回应。在革命的希望破灭后，早期的加速主义理论试图与资本主义力量进行结合，因为资本主义在从危机中恢复自身并扩大全球新市场方面表现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zue)和菲利克斯·迦塔利(FelixGuattari)认为，资本主义是革命性的，它与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组织决裂。一方面，他们认为，资本不断地对其所释放的力量进行重新划分，并建立起抽象交换的公理，以使它们受到控制，这正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超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不会从矛盾和危机中崩溃，相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手段”[2]。因此，问题就摆在德勒兹和迦塔利的面前:解决办法是什么?革命之路在哪里?他们的回答是:“也许我们应该朝着市场运动的方向走得更远，而不是抵抗或退出市场。”[3]正是在德勒兹和迦塔利这里，我们找到了当代加速主义理论的种子。正如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合著《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72)的副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将精神分裂症重新评价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标志性障碍，认为精神分裂症导致的崩溃是试图突破资本主义的界限这一尝试的失败。德勒兹和迦塔利站在这条战线上，试图把马克思推向毁灭一切价值的极端路线，包括作为资本主义核心功能的“价值”。这是一种把生产当作欲望生产的形而上学，它可以追溯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在回答德勒兹和迦塔利的问题时认为，德勒兹和迦塔利还走得不够远，他们对欲望的赞扬仍然认为欲望形成了某种资本主义寄生于其中的外部力量，并且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替代选择。相反，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1974)坚持认为只有一种力比多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力比多经济学。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无辜的”分裂性欲望，而只能找到资本主义的合作欲望。因而在策略上，利奥塔否认左翼政治行动，主张工人应在疯狂破坏他们的身体中体验到欢爽和快感。与德勒兹和迦塔利将马克思的生产改造成欲望的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利奥塔仍然停留在表面上。他的理论是一种关于信贷和投机的形而上学，其中价值产生于不断变化的贸易和交换关系，这种关系的加速超越了实际生产的限制。在利奥塔看来，资本主义的这种适应能力是“交换价值不可触及的公理”[4]的结果，它使生产和消费任何东西成为可能。这就解释了利奥塔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怪异推崇，正如17和18世纪法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种旨在控制对外贸易以确保贸易顺差的经济学说。在利奥塔那里，对揭示资本主义的欲望与对货币的痴迷一样强烈。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象征性交换与死亡》(1976)批评了利奥塔、德勒兹与迦塔利对欲望和力比多的眷恋。鲍德里亚在死亡中发现了一种“象征性的”挑战，这种挑战通过回归前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礼物”(莫斯)而消灭了价值，从而认为“礼物”与逆转资本的力量有关。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相互赠送“礼物”的方式是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象征交换，从而试图以“礼物”的文化性质来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物质生产。鲍德里亚对他们以生产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主张的批评似乎在表面上远离了加速主义，这一点更是体现在1973年出版的《生产之镜》所说的“生产力的肆无忌惮的浪漫主义”[5]中。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不是欲望的加速流动，而是系统的灾难性扩散会导致内爆。鲍德里亚在否定欲望的加速主义路线上转向了灾难性的、破坏性的加速主义。鲍德里亚的加速主义是一种通货膨胀的形而上学，以象征交换替代了货币的交换。面对鲍德里亚的责难，利奥塔回应道:“资本主义交换的力比多强度与所谓的‘象征性’交换的力比多强度相同。”[6]利奥塔认为，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是非法的，因为资本主义可以吸收并寄生于任何象征交换。总体而言，德勒兹、迦塔利、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的这些著作构成了本雅明·诺伊斯(BenjaminNoys)所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螺旋”[7]。作为早期加速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们分别抓住欲望、力比多和象征以建构自己的理论基点。他们相互之间进行理论上的指责，并基于自己的立场来寻求出路。早期法国加速主义试图建构自己的元理论，并打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能性空间。遗憾的是，当他们在选择自己的理论基点时，没有上升到科学抽象的高度。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概念是一种科学抽象的范畴，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他们在商品之外来寻找新的立足点，并在资本主义总体过程中围绕生产、信贷和通胀来展开其理论时，都从不同的方面或多或少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沉寂了近20年之后，加速主义在英国重现了其最初的愿景。1990年代，英国学者尼克·兰德(NickLand)以技术未来主义和后人类的形式阐述了新的加速主义。不同于法国传统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兰德为代表的理论家迅速使加速主义右翼化。面对撒切尔和里根领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行其道，兰德并非像传统左翼那样批判并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相反，他为资本主义的速度、非人道和破坏性的暴力“欢呼”。兰德的真正意图在于，彻底解放资本主义去地域化的力量，并将资本一路引导到系统崩溃的地步。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兰德认为:“政治已经过时了。”[8]斯蒂芬·夏维罗(StevenShaviro)也认为“要对摧毁社会领域的进程进行更加肆无忌惮的市场化”[9]。兰德和夏维罗重申了德勒兹和迦塔利的主张，即我们必须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结构中加速前进，从而抛弃反抗性的斗争策略。在这一条加速主义路线上，反资本主义与资本本身之间的区分被抛弃，这使得兰德的理论与撒切尔和里根等新自由主义者的实践在政治上无法区分，加速主义因此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同谋。又在近20年后，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在北美发表了《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真正使加速主义作为当前左翼政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被抛出来。这一争论的成果就呈现在由阿尔曼·阿瓦内森(ArmenAvan-essian)和罗宾·麦凯(ＲobinMackay)编辑的《加速:加速主义读本》[10]中。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扭转了兰德的主张，以使加速主义左翼化。在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看来，相对于不断加速的灾难，今天的政治难题在于，我们无法形成新观念和新组织，去变革我们的社会，去面对和解决即将来临的灾难。当危机日益加剧并逐渐加速的时候，政治却逐渐萎缩退却。政治想象力日渐贫乏，未来已经化为泡影。[11]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左翼的传统策略已经失效，他们未能针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日益复杂的统治地位而实行新的斗争策略。同样，在阿瓦内森和麦凯看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一种被掏空的左翼。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主张，需要摆脱民间政治的地方主义，构建一种能够再次打开未来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主义政治。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主义不应抵制或摧毁现有的资本主义结构，而应该将其作为迈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在具体措施和策略上，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提出了三点具体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建立起一种左翼加速主义的知识基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型。第二个目标是展开大范围的媒体改革。第三个目标是重组阶级权力，建构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身份。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左翼加速主义必须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政治基础。他们再次重申，左翼加速主义的出现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总的来看，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来审视加速主义的历史发展谱系和理论变迁。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加速主义有一个从法国、英国到北美的明显的转移过程，这种转移带来的结果就是使其不断走向全球。这一过程表明，三个不同时期的加速主义是在分别回应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失败、撒切尔和里根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发展起来的。就左翼而言，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与政治策略，加速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左翼无力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抗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理论上的突围，并试图在现实中形成激进的政治效应。从逻辑层面来看，加速主义从以“欲望生产”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到当前重构启蒙理性的“新理性主义”的转变，体现了加速主义在历史认识论的层面上从话语建构主义走向了思辨的理性主义。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加速主义体现了现代性从“创造性破坏”到“破坏性创造”再到“破坏性破坏”的自我否定和不断散裂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制高点带来的复杂后果。二、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的辩证法:加速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缺陷作为一种思潮，加速主义自诞生起，其不断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包含着对立和争议。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代表了加速主义思潮中的两种主要倾向，尽管在这两种倾向内部也还存在诸多具体的差异。右翼加速主义以兰德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左翼加速主义则以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为代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去地域化的同时，也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重新限制了生产力，因此需要重新改造现有的经济基础，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右翼加速主义还是左翼加速主义，两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共识在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不相容。因此，左翼和右翼在走向哪一个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左翼加速主义支持现代性以反对资本主义的规划，而右翼加速主义被动地承认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战胜现代性。左翼加速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具有可塑性的障碍，抑制了更深层次的解放动力;而右翼加速主义认为，加速解放的力量只能是资本主义本身，即解放将通过资本主义本身来实现。右翼加速主义之所以会与新反动主义汇合在一起，是因为它将去地域化的力量与资本主义本身联系在一起。古典法西斯主义以技术资本主义为手段来达到反现代主义的目的，而新反动主义即右翼加速主义则以反现代主义为手段来达到技术资本主义的目的。左翼加速主义认为，去地域化的力量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一种解放动力的表现，但资本主义的重新去地域化的动力已被压制。加速主义本身的问题比左与右之间的分歧带来的争议更大。而焦点在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后资本主义并非是彻底的中断，也不是从旧秩序的内在崩溃中出现新秩序，而是需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分裂，创造必要的政治基础，以加速实现资本主义的最大潜力，最终加速自动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由此看来，加速主义从诸多方面“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速主义所引发的问题远比加速主义本身的理论贡献深刻，因此值得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认真回应和厘清这些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特别是从历史辩证法的主体逻辑(阶级斗争)和客体逻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有助于我们澄清加速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缺陷。加速主义呼吁提高技术生产力、释放潜在生产力、加速技术发展进程，以之作为迈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在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看来:“和尼克·兰德一样，马克思也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资本主义的增长是不能逆转的，而只能通过加速来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12]同时，他们还引用了列宁1918年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来进行论证。他们指出，列宁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技术以及有计划的国家组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加速主义正确地看到了作为生产力表现形式之一的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地位，并且认识到，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之上。马克思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力最终会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可以说，加速主义在这一点上坚持了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是，加速主义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重大的缺陷。第一，加速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问题上陷入了“建构主义”误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他们新的历史观时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4]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历史发展水平的限制。即使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要受到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制约。无论是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他们最核心的主张就是试图挖掘资本主义既有的潜力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犯了“建构主义”的错误，即可以故意加快和管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走向任意选择的目的。加速主义在尊重马克思基本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同时，又时刻试图“超越”这一立场。加速主义主张通过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只能够加快资本主义暂时的(以技术为基底的)发展速度，但无法加快历史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发展速度。第二，加速主义并未试图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终会突破生产关系的桎梏。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15]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似乎意图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自动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力量。加速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将科学、技术的力量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的潜力。今天的资本主义即使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统治似乎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隐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总是不断突破自身的界限，并扩大自身的界限。因此，如果不通过暴力手段，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加速主义试图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达到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幻想。第三，加速主义并非是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主张，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出发去剖析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加速主义所要加速的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而是要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其中以科学技术为主要代表。加速主义肯定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但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的历史和政治过程。换言之，加速主义对马克思作了非政治化的解读，即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尤其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究其根源在于，加速主义是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条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为依据，寻找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路径，从而为其理论作论证。马克思并非简单地支持或反对加速，而是需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本身的障碍，因为这是矛盾发展的动力。当代加速主义在主体逻辑方面有两个缺失。其一，加速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其二，加速主义回避了主体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6]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而是用新的阶级、压迫条件和斗争形式取代了旧的形式。同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也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7]因此，必须强调对马克思，尤其是对加速主义特别关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政治性阅读。加速主义试图仅仅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释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过渡到新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新的社会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阶段，其根本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关系依然存在。加速主义将政治归结为技术官僚和行政设计以及社会领域的秩序问题，从而使政治从中抽离了出来。正是由于加速主义拒绝阶级斗争以及与资本的对抗，因而在主体问题上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存在缺陷。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呼吁“重构各种各样的阶级权力形式”[18]，同时呼吁将全球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尽管这一点已经算是加速主义在主体问题上所做的最大努力了，但还是需要认识到，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意图只是要夺取观念领域与物质平台上的社会技术领导权，而非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推翻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只是主张解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同时通过合法的形式不断取得对一切的领导权，从而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在对《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的评论中也指出:“与技术标准相比，该《宣言》对生产的合作方面(特别是主体性方面的生产)估计不足。”[19]与加速主义相比，以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则走向了从主体逻辑出发联合大众的另外一极。超越资本主义是一项政治规划，而不是加速主义所说的设计未来或占有技术能力方面的一种后政治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工作就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寻求科学的论证，他们始终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来寻找革命的可能性。单纯从主体逻辑或者客体逻辑出发试图推翻资本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客体逻辑是主体逻辑的前提和基础，无视客体逻辑或者没有科学地诊断客体逻辑，革命都将得不到保证。主体逻辑是革命成功的必要保障，因为即使是革命的客观现实条件成熟了，如果没有主体的行动，那么革命同样不会成功。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试图为理解整个人类历史提供科学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要通过科学诊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加速主义并没有科学诊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时代条件的新变化，试图“超越”马克思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寻求理论指导，尤其是将其中的“机器论片段”奉为圭臬，从而建构其理论基础。三、加速主义的“圣经式”文本——“机器论片段”的价值、局限及其超越1960—197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西方学界逐渐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以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卡洛·韦塞隆(CarloVercellone)等人的阐发备受关注，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机器论片段”(即“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被他们奉为“圣经式的文本”[20]，无独有偶，当代加速主义也同样将这一文本作为其思想源泉。阿瓦内森和麦凯认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也许是他最为公开的加速主义著作。”[21]那么，当代加速主义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吸收了什么理论资源呢?首先，加速主义认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出现使得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工人的直接劳动时间减少。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生产过程——包括‘智力劳动’——逐渐变得自动化，而这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证据。”[22]随着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出现和全面应用，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自动化，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人的直接劳动时间也逐渐减少，从而能够从生产过程中得到解放。当前资本主义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加速来释放资本主义的潜力，从而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在《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工作的世界》中则将“全自动化”和“工作时间的减少”[23]等作为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而认为，左翼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同时夺取物质平台的领导权，就有可能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其次，加速主义认为，“一般智力”的形成体现了科学技术作为固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说过:“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4]在加速主义看来，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关于资本的灾难性加速(如维利里奥、鲍德里亚、兰德等人的观点)，而且是作为固定资本的技术和知识的加速和重新占有。信息、情感、认知等“非物质劳动”逐渐取代以前的物质手段，从而越出直接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因此，加速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的过程中，作为“非物质劳动”的“一般智力”的生产力是巨大的。但是，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却限制了这样的生产力，所以加速其发展并不断占有这种生产力，是当前以及未来的主要任务。最后，加速主义认为，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是通往后资本主义的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25]加速主义将其解读为，因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工人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加速主义认为，资本总是试图将劳动时间降到最低，但又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最终结果便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崩溃，资本主义便会走向一个全新的社会。由此，加速主义提出，当前需要做的就是激发科学技术的潜力，释放资本主义的最大生产力，从而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加速走向这一过程，而不是去阻止它，这样就可以尽快走向后资本主义。总的来看，加速主义试图基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特别是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的过程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为其理论寻找新的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段”恰好为他们作了理论上的论证。那么，如何看待加速主义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解读?弄清楚这一问题将会有助于我们恰当地评判加速主义的立场。第一，关于自动化机器体系的使用带来的劳动解放问题。加速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自动化体系生产的逐渐形成，工人的劳动时间将会减少，从而逐渐从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加速主义这一论断太过理想化了。自动化机器体系的使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完整形式，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形式下，工人并不会因为直接劳动时间的减少而从中解放出来。相反，劳动过程现在不是由活劳动所主导，而是由机器的死劳动所主导。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那种认为机器的使用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或者时间减少了的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26]。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是使用机器的最重要的目的。机器体系的使用标志着工人对资本的全面的服从。因此，除非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否则，工人就不能从中解放出来。加速主义仅仅看到使用机器带来的直接结果，而忽视了背后更为关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二，关于“一般智力”的性质问题。加速主义正确地看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工厂和工人的直接体力劳动，而是以“一般智力”的形式逐渐超越传统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并以信息、情感、认知等形式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但加速主义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过程仍旧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在由形式吸纳转为实质吸纳的过程中，资本仍牢牢地控制着工人的一般智力。同样，认为劳动价值的衡量出现危机的理论家们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虽然“一般智力”作为直接劳动形式与以往的劳动形式有着较大的区别，但是其本质仍是抽象劳动的形式，其价值仍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加以衡量。第三，关于劳动价值论问题。加速主义之所以作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崩溃的判断，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加速主义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认为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已经分离。其二，马克思本人在“机器论片段”中对劳动二重性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还存在不足之处。马克思此时的推断更多是基于直接生产过程作出的，因为实质上他也是更多看到了大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直接劳动的冲击，而忽视了背后更为复杂的运行机制，其根源仍在于对抽象劳动的理解。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27]一般智力并没有因为与直接劳动分离而摆脱生产关系，而是一直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下。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也存在着缺陷，因为他根据的是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从而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系列不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的克服。第四，关于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的问题。加速主义在这一点上显然存在着重大问题。加速主义抓住“一般智力”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主张依靠其彻底释放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从而使得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走向失效。同时，他们呼吁左翼抢占资本主义的成果，从而完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变革。加速主义显然自动放弃了暴力斗争，对未来抱有过度理想化的设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会被自动克服，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章所论述的那样，资产阶级是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加速主义试图加速释放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以变革当前的资本主义，这显然忽视了罗莎·卢森堡所言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交换问题。由卢森堡这一路线演化而来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与“边缘”结构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扩张，正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所言，这一不平衡问题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后果[28]。加速主义显然无法解答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这一问题，因此意图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超越资本主义就显得过于简单化。更重要的在于，加速主义力图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下来突破生产关系是一种幻想，因为资本主义总是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界限，实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究其根源，则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界限即资本本身。在马克思整体思想发展史上，“机器论片段”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些理论论述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们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超越了分工逻辑，同时又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来把握资本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以阐明资本主义的客观运行机制。当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不足在于，他还没能够充分理解劳动的二重性，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理解也还不够成熟。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度放大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缺陷，因为实质上他是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过程来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客观依据。相比于马克思前期的著作，《大纲》中的总体思想已经是大大向前推进了，这是不能够抹杀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纲》离《资本论》中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一定的距离。着眼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展变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立场出发，才能科学地把握《大纲》以及“机器论片段”的价值和缺陷。加速主义只看到马克思的《大纲》，而忽视了《资本论》，这一理论视野本身就是片面的。加速主义对“机器论片段”的重视实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旨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矛盾运动来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加速主义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但又不断“超越”这一立场，并作了唯心主义的发挥。加速主义虽然在元理论创新、批判资本主义以及未来的行动策略方面有诸多缺陷，但它正确地捕捉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挑战在于，原本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东西逐渐渗透进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产生了在当代如何辩证地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这一问题。这也是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以来，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方向的原因。尽管如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是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这是当代的加速主义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2]GillesDelezueandFelix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230．[4]Jean－FrancoisLyotard，“EnergumenCapitalism”，in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Falmouth，U．K．:Ur-banomic，2014，p．188．[5]JeanBaudrillard，TheMirrorofProduction，MarkPoster(trans．)，NewYork:TelosPress，1975，p．17．[6]Jean－FranoisLyotard，LibidinalEconomy，IainHam-iltonGrant(trans．)，London:Athlone，1993，p．214．[7]BenjaminNoys，MalignVelocities:AccelerationismandCapitalism，Winchester，U．K．:ZeroBooks，2014，p．5．[8]NickLand，“Circuitries”，in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p．274．[9]StevenShaviro，NoSpeedLimit:ThreeEssaysonAccel-erationism，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15，pp．15－16．[10]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11]AlexWilliamsandNick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in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p．349．[12]AlexWilliamsandNick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in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p．353．[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18]AlexWilliamsandNick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in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p．360．[19]AntoniNegr，i“ＲeflectionsontheManifesto”，in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p．375．[20]FrancoPiperno，“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Senti-mentalEducation”，inPaoloVirnoandMichaelHardt(eds．)，ＲadicalThoughtinItaly:APotentialPoli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6，p．123．[21]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Introduction”，in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p．6．[22]AlexWilliamsandNick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inArmenAvanessianandＲobinMackay(eds．)，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Ｒeader，p．349．[23]AlexWilliamsandNickSrnicek，“Post－WorkImagi-naries”，inInventingFuture:PostcapitalismandaWorldWithoutWork，London:Verso，2015．[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28]参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文献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