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 | 重审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以《巴黎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中心的后形而上学诠释

来源：时间：2022-06-29 13:30【字号：大中小】

“异化”（Entfremdung）作为哲学概念，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cf.Honneth， S.7）就此而论，卢梭给出了现代异化概念的前理解：“如同格洛巨斯的雕像之遭受到天气和海水的侵蚀与狂风暴雨的吹打，……人的灵魂……在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中……也是被弄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卢梭，第217-218页）耶吉（R.Jaeggi）将由此衍生的异化理论归为两类：马克思主义的和生存主义的；她同时认为，典型者如卢卡奇的早期哲学，混合并接续这两种范式的尝试极具启发性。（cf.Jaeggi， S.28）若如耶吉所言，早期卢卡奇对两种异化理论范式的融合是社会批判理论式的，那么是否存在其他的融合可能性？其意义何在？

众所周知，《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虽未援引当时尚未公之于众的《巴黎手稿》，但其中源于卢卡奇对《资本论》拜物教思想之改造的物化思想，却与马克思早年《巴黎手稿》中的经典异化思想不谋而合。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有其一贯性。因此，不仅理解和解释早期马克思经典异化概念对于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思想而言始终具有基础而重要的作用，而且，倘若阐发一种不同于社会批判理论进路的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和生存主义的异化理论，就必须首先恰当诠释早期马克思的经典异化概念。本文尝试，从不同于实践哲学的角度，借助当代理论哲学资源，通过重新阐释《巴黎手稿》“笔记本I”中的经典异化概念，突破并涵括有关的传统解释，从而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展现一种后形而上学式融合以往两种异化思想的可能性和意义。

一、诠释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后形而上学资源

海德格尔无疑是理论哲学意义上当代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主要代表。“后形而上学”（Nachmetaphysik）不仅指向因循前期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对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之生存论批判的理论进路，而且意指后期海德格尔思想展现出的存在历史的（seinsgeschichtlich）视域和形态。那么，这两种“后形而上学”的关系如何？对于阐释马克思经典异化概念的效应何在？

就效应而言，在借助海德格尔思想资源阐发马克思异化概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典型者如阿克塞洛斯——那里，第一种后形而上学思想发挥了主要影响，即，海德格尔生存论诠释学成为诠释马克思异化思想的主要资源。如阿克塞洛斯不仅认为，马克思思想“在其根源处是哲学的，目的是克服传统西方形而上学”（Axelos， 1976， p.4），而且断定，“马克思并不是从……某种形式的第一和最终的存在开始的，他也不知道原始的始基是否具有物质的或精神的、自然的或神圣的秩序。……马克思那里没有存在论，没有第一哲学，无论是唯灵的还是唯物的。”（ibid.， p.289）由此出发，阿克塞洛斯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开始和结束于人类劳动的物质，建立社会生活的材料，作为这个世界的生产者的物质活动”（ibid.， p.291）。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主张一切都只是质料，而倒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海德格尔，2014年a，第404页）对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真正创造性对话的必要前提。阿克塞洛斯接受了这种看法，以之作为其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就此而论，马克思一方面将物质概念奠基于人类生产活动的结构中——换言之，物质的存在（is）就是人类生产活动中的被制作（made）；另一方面，包含着物质的人类生命活动是思想的起点，而生命本身的需求则成为动机——这就是说，“马克思从人开始，开始于自然的、人类的、社会性的存在者们，他们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此目的。”（Axelos， 1976， p.289）由此，关联（Bezug）和生命（Leben）被阿克塞洛斯视为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他从而认定，马克思异化概念虽以分析存在者层面的劳动或经济的异化为起点，但此概念本身在马克思思想中处于生命或生存的层面，也就是说，它指向生命现象本身的关联结构。一方面，对于存在者层面的异化现象——经济异化及由之产生的政治异化和意识形态异化——的分析不能脱离对于异化的生存论理解；另一方面，扬弃异化最终指向扬弃生存论层面的异化。因此，阿克塞洛斯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关切始终在于一种绝对普遍的和解（universal reconciliation），即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和解，它通过人类重新理解和占有技术实现，其结果是，人在重新赢得世界整体性的同时克服自身的异化。这是阿克塞洛斯借助海德格尔生存论诠释学阐释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基本构思。

就此而言，在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已有诠释中，原本统一于海德格尔思想道路整体的两种后形而上学，并未被当作有机联系的总体资源所采纳。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从前期生存论诠释学到后期存在历史之思的连续发展——而非“转向”——已成为近三十年来相关研究所取得的共识。（参见杨栋，2017年）而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存在之问始终是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定向的基本问题，更表现在源自海德格尔早期的诠释学方法在其思想道路整体中的贯通性。（cf.Yang， S.47-57）就此来看，以阿克塞洛斯为代表的、借助海德格尔思想资源诠释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工作有其不足，且主要表现为方法论的模糊。关于诠释马克思的方法，阿克塞洛斯谈到：“去追寻和理解这种思想的方向和运动，意味着去发现它的意图并循着它直到其最后结果。通过尝试倾听作为一种连贯、一致以及兼收并蓄论述的马克思话语，我们自己也将使其真理清晰地闪耀出来。”（Axelos， 1976， p.20）但这不足以显明他所采纳的海德格尔诠释学方法，充其量使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七节“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中的说法：现象学旨在通过描述实事的“如何”（Wie）——而非“什么”（Was）——来考察其自明性。（参见海德格尔，2016年，第40-41页）事实上，若将两种后形而上学之总体纳为诠释马克思异化概念的资源，那就不得不承认：《存在与时间》中作为基础存在论的此在诠释学、连同《哲学论稿》奠定基本形态的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之思，在方法论上都必须回溯到早期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诠释学方法。（cf.Yang， S.47-57）

因此，后形而上学式马克思异化概念诠释必须首先自觉其方法。按照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方法，诠释异化概念，总体上开始于对异化现象的诠释学描述。换言之，是对“异化”现象之经验的诠释学表达。这并不是对所表达对象作断言式的（apophantisch）判断，从而得出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命题，而是基于诠释学的“作为结构”（die hermeneutische Als-Struktur），展开对现象之经验的描述。这种经验首先有其经验内容，即在现象中被经验到东西；其次，这种经验有其在现象中经验到的经验者关联于经验内容的方式；最后，这种经验有其在现象中经验到的经验者对经验内容关联方式的实行或完成方式。质言之，内容、关联方式和实行方式，是诠释学经验的基本结构。（参见海德格尔，2018年，第63-64页；cf.Yang， S.47-57）由此着眼，当异化概念作为对于“异化活动”（entfremden）现象之经验的表达时，其形式结构如何？

二、异化劳动与生命异化

根据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笔记本I”中的经典论述，基于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事实的观察，异化直接来源于劳动活动（arbeiten）。异化活动的承担者（Entfremdendes）即为劳动者（Arbeitendes）、工人（Arbeiter）。首先，工人劳动活动的内容是自然（Natur），即“感性的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或“感性自然”。此种意义上的自然并不孤立，而与工人劳动活动关联在一起，是劳动的内容或对象、劳动的生活资料。其次，工人关联于作为劳动活动内容的自然的方式是生产活动（produciren[produzieren]），这一方面是指对作为“劳动的生活资料”的自然的加工，另一方面是指对作为“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或生存资料的自然的消耗。因此，工人的生产不仅是国民经济学意义上作为工作（Arbeit）的狭义劳动活动，而且也是维持肉体的生存活动（existiren[existieren]）。最后，以自然为内容的生产活动的完成或实行方式是劳动活动的现实化或对象化。劳动的产品（Produkt）就是其具体表现——“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因此，劳动活动就是上述三个方面构成的意义整体。当它被打破时，劳动从而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完整性，成为被异化了的劳动，即异化劳动（die entfremdete Arbeit），异化由此诞生。

具体而论，其一，劳动活动的意义整体性从内容方面被打破，使自然异化于人。自然本是人类劳动活动的内容或对象，但当自然为他者所占有，从而不能为工人提供生活资料，那么结果是：“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同上，第158页）其二，劳动活动的意义整体性从工人与劳动内容的关联方面被打破，使生产活动异化于人。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自然的异化，因为，当人不能支配作为劳动对象和生存资料的自然时，其首先作为工人、其次才作为人存活下来，不仅生产产品、而且生产自身的活动就不再受自身支配。因此，“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同上，第159-160页）其三，劳动活动的意义整体性从生产活动的完成或实行方面被打破，使产品异化于人。这种异化的根源不仅在于自然的异化，而且在于生产活动的异化。当劳动内容和关联于内容的生产活动皆不受工人本身支配之时，工人的劳动产品也就自然成了一个不受自身支配的东西。由此，“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同上，第156页）

因此，一方面，自然的异化（自然异化于劳动者）、生产活动的异化（生产活动异化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产品异化于劳动者），是劳动活动的意义整体性被打破而产生的三种基本异化形式。而“异化劳动”就刻画了这三种异化形式重新构成的意义整体。换言之，这三种异化形式是异化劳动的基本表现形式；且关键在于，自然的异化作为后两种异化的根源，与私有制相伴而生。这表明，传统上从劳动者角度将异化劳动规定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是有局限的。自然的异化作为异化劳动的根源及首要表现形式，理应被当作对于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异化劳动的三种基本表现形式又可被归为两类。按照马克思所说，其一，工人与自然对象、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都是一种与“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同上，第160页）的关系，因而同属于物的异化（Entfremdung der Sache）。——在此意义上，异化劳动作为根源于自然的异化、并最终导致劳动产品异化的现象，乃是存在者层面上的异化现象。其二，马克思将生命的实质认作活动——“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同上），因而工人与生产活动的异化关系，作为与“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就是工人自身生命活动的外化、陌异化，即工人本身的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就此来看，异化劳动的现象，作为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根本指向人与自身、人与他者的关系。而作为生命活动的人本身，无疑是这种关系的核心。

这就表明，直接源自人类特定生存方式、即劳动活动的异化概念牵连于更为基础的人类生命现象本身。正如弗洛姆指出的，离开了作为生产性否定的异化劳动概念，“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关于能动的、生产性的、以其自己的力量把握和包摄客观世界的人的概念”。（弗洛姆，第56页）换言之，异化劳动的问题“所阐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人的外化、生命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这是一个人作为人（不仅仅作为劳动者、经济主体之类）的问题”（马尔库塞，1983年，第98页）。那么，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中，马克思如何看待人之为人的问题？

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观点，将人视为类存在物，从而将人的生命理解为类生命或类生活。这不但与他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看法有别；而且，不同于海德格尔从个体与具体存在者的关系入手分析生命现象，《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生命活动的分析，以人与类（Gattung）的关系为出发点。不同的出发点蕴育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人类本质的不同看法。后者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个体的去存在（zu sein），是包含于作为在世的个体生存现象的一个环节，从而使诸如萨特这样的后继者得出了“存在（existence）先于本质”的迥异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论断。而当马克思将人理解为类存在物或类生命时，就将人的本质奠基于人与作为生命活动对象的类的关系或关联方式，而非奠基于某种抽象的特性。就此而言，我们很难说马克思对人的生命活动持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

具体而言，作为人类生命活动对象的类是指，“[人]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一方面，人以自身的类为对象，就是“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同上）；另一方面，人以其他物的类为对象，就是指“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同上）。就此而言，当异化劳动表现为自我异化和物的异化，不但人自身不再是普遍而自由的生命活动，而且自然界也就不再是人身体的无机延展、而成为受他者支配的事物了。作为类生活的人的生命活动由此被降格为一种谋生手段。人与类对象的关联就此被打破，奠基于这种关联的人的本质就非其所是了。因此，异化劳动在生命活动层面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其具体表现是，人的类本质成为维系个人生存的手段。

这种类本质的异化同时蕴含了人与人的对立。在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现象的经验表达中，就其内容而言，既包含作为“类生命”的人，又包含作为“物的类”的自然，因而就其关联方式而言，既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又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自然则“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同上）。因此，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首先就是人同自身——生命活动及作为其内容的广义身体——的对立。不仅如此，人同异己生命活动及其内容的对立，就是人同异己生命活动及其内容的承担者之间的对立。在异化劳动的语境下，这一承担者是工人之外的他者。“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同上，第164页）因此，人同其类本质相异化、与人同他人相异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且共同描述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过程。我们称这一区别于存在者层面异化劳动的生命活动异化过程为生命异化。这表明，传统上对异化劳动的后两种规定——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人和人相异化——实际无法并列，而应统一于上述的生命异化过程。

三、异化与异化之扬弃的存在历史意义

上述诠释表明，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中的异化概念至少包含两个维度，即存在者层面的异化劳动概念和生存层面的生命异化概念。这表明，传统上将《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只理解为异化劳动的概念是不全面的。《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思想实则包含异化劳动和生命异化两个概念，二者分属对于不同层面——存在者和生存——异化现象之经验的表达。此外，传统上对《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的四个规定并不恰当。因为，异化劳动不但具体表现为自然的异化、生产活动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三种形式，而且，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以及人和人相异化，不是对异化劳动的规定，而是对生命异化的规定，是异化劳动的后果。

由此出发，一种后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异化概念诠释有必要进一步在存在层面上对异化现象及异化之扬弃的意义做出解释。然而，作为借海德格尔思想诠释马克思异化概念之代表，阿克塞洛斯的看法——“马克思并未实现对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但或许海德格尔也未将存在者的某些重要面貌纳入眼帘”（Axelos， 1966， S.13）——似乎杜绝了我们在存在层面上理解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可能。他本人的思想走向似乎也确证了这点。他的马克思异化概念诠释在《未来思想导论》中走向了对后期海德格尔或埃吕尔意义上的自主性技术现象之经验的阐发，从而尝试建构出一套以世界游戏（Weltspiel）、迷误（Irre）和行星性（das Planetarische）等概念为核心的技术存在论。（参见杨栋，2018年）在此语境中，异化和异化之扬弃取决于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而技术作为存在的化身，是自主性和命运性的。那么，这种思路能被称为后形而上学吗？我们的理论努力能否借鉴之？

如前所述，在海德格尔意义上，所谓后形而上学，一方面是指生存论诠释学的立场，而另一方面则指存在历史的视域和形态，换言之，不论是自主发生的存在本身、还是在与存在的交互关联中获得其绽出性本质的人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因此，阿克塞洛斯的进路，就前一方面而言无疑是后形而上学的，而从后一方面看，后形而上学取向并不明显。这就促使我们，从存在层面把握马克思异化概念时，先将参照系意义上的阿克塞洛斯技术存在论进路悬置起来，从上述第二方面入手，继续贯彻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后形而上学式诠释。这种做法的根据在于，当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中进一步提出异化劳动与作为其结果的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从而将异化理论引向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理论时，他就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性的存在理解（Seinsverst？ndnis）。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与异化或外化劳动之相互关系的认识蕴含了对人类历史性生存的理解。在国民经济学语境中，外化劳动是私有财产运动的结果。然而，其一，马克思对外化劳动的分析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6页）这其中，不仅作为工人的人类此在是处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人，同时，人对于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也是在特定历史处境中建立、并随历史处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私有财产本身不但奠基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而且私有财产本身就是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其二，对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正确关系的认识也是历史性的。因为，不仅国民经济学的视角是特定历史处境中建立起来的，而且，私有财产本身作为历史的运动，“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同上）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产物，就成为劳动本身，同时作为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私有财产就体现为资本。因此，其三，“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同上，第177页）这种关系是劳动和资本从彼此统一、到二者对立、再到二者同自身相对立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也是历史性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奠基于人类历史性生存的私有财产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性的特征。

因此，奠基于上述对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关系之历史性的认识、扬弃私有财产以克服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也是历史性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和解（Aufl？sung），是存在（Existenz）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Marx， S.389）作为扬弃异化、重新占有人之本质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一个现实而连续的历史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奠基于对人的类本质——人与作为生命活动对象的类的关联方式——的重新占有，奠基于对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完整把握，以实现诸种存在者层面之对立的和解的共产主义，蕴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理解，它不是将存在把握为传统形而上学式的范畴即纯粹概念，也不仅仅是对人类生存之历史性的理解，而是将存在本身理解为历史，即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

事实上，共产主义表达了马克思在存在历史层面上追求的意义整全性。海德格尔洞察到，“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海德格尔，2014年a，第404页）这种通过共产主义表达出的经验，一方面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本身是全部历史之谜的解答，在此意义上，历史连续的全部运动乃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expirischen Daseins）诞生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6页；Marx， S.389）。这种关于历史的看法，不是对作为演历（Geschehen）的所谓历史本身的把握，而是将历史理解为共产主义这一特定人类活动现象之意义整体的连续不断的生成进程。就此而论，历史是人类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活动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一种思想的历史。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到共产主义作为全部历史之谜的解答的进程：“历史的全部运动，……对它[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同上）这种关于历史的看法，不是一种基于演历、即所谓历史发生事实的历史叙事学，而是一种思想史。就此而论，历史还是人类基于对私有财产相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而发展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质言之，共产主义就是这种双重含义——关于历史的思想和思想的历史——的存在历史经验的整体表达。

共产主义所表达的存在历史经验进一步明晰了异化概念的后形而上学意蕴。其一，作为存在者和人类此在层面上的意义整全性的丧失，异化劳动和生命异化植根于特定的存在理解。它没有把握到历史之为存在之本质现身（Wesung）的过程及其双重含义，而将存在把握为纯粹概念或范畴，因而是对某种被异化了的存在、即异化存在（das entfremdete Sein）的把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就是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化了的意识形态异化的开端；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则是表现为存在被遗忘状态的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因此，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活动，应当首先克服意识形态的异化，并以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理解为起点。这种理解至少应是历史性的。其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剧异化劳动和生命异化的技术，具有了一种存在历史的意义。马克思业已意识到这点。他谈到技术的现实化即工业活动时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3页）如果技术不仅仅是人关联于自然的方式、而且是自然对人的关系、以致于是人化了的自然的实行方式，那么马克思就暗示了技术的自主性。而对自主性技术的深刻洞见，如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所展现的那样，是在存在历史视域中达到的。因此，异化和作为异化之扬弃的共产主义，就紧密联系于对人类社会技术现象的审思。

综上，存在者层面的异化劳动现象、生存层面的生命异化现象、连同存在层面的对于异化存在的经验、以及作为异化之扬弃的共产主义的存在历史意义，构成了异化概念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基本内涵。这种后形而上学式的、融合以往两种经典异化理论范式的尝试表明，在与当代哲学的交融中，马克思思想本身始终有其值得发掘的深刻意蕴。而对这种意蕴的发掘，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当代语境中，从理论哲学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实践哲学的层面——推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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