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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黎手稿》研究中所引发的关于异化理论的思考
《巴黎手稿》复杂的写作背景,“经济学”与“哲学”思想的交融交织,“手稿”与“笔记”的交叉进行,以及经久埋没后被断断续续的出版等主客观原因,使得《手稿》成为谜一般的文本,对其的研究总有言说不尽的主题。近年来,随着文献学研究的兴起,关于《巴黎手稿》异化问题的再研究十分必要。对《巴黎手稿》的界定关涉对异化理论具体内容的理解,对《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各笔记本之间序列问题的界定,关涉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内在发展进程的理解。
其一,关于《巴黎手稿》的界定。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编译工作的进展,马克思巴黎时期的一系列手稿、笔记相继被发现、编译和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由此,国内外学界兴起了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巴黎手稿》顾名思义是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定居巴黎期间形成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巴黎手稿》具体包括的内容而言,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主要有下面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巴黎手稿》,这是较早流行的观点,也称之为传统的观点,现在看来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文献材料掌握不足所致。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巴黎时期马克思摘录笔记的特点,其中关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要,(简称为:《穆勒评注》)与其他摘录笔记不同,马克思做了大量的评注和论述,因此将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并称为《巴黎手稿》,其他的摘录笔记则称之为“巴黎笔记”。这种观点倾向于凸显马克思从“笔记”向“手稿”的转换,以及其思想对前人的超越。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巴黎期间所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摘录笔记,共形成九个小册子,称之为《巴黎笔记》,它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同构成《巴黎手稿》。这种观点,倾向于从《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交叉写作中考察其思想的发展进程,突显《笔记》特别是《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异化思想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对《巴黎手稿》的界定采用的是第三种观点,意在遵循马克思笔记摘录与自我观点的阐述交叉进行的研究特点,同时彰显这一时期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特点。
其二,关于《穆勒评注》与《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各笔记本序列问题的论析。随着《巴黎手稿》文本研究工作的进展,《穆勒评注》“先行说”这一传统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之间的序列问题成为当前学界争论的焦点,进而引发了关于交换异化和劳动异化思想发展序列问题的新思考和新探讨。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当前关于《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序列问题的争论,主要包括下面几种观点:(1)拉宾的“两阶段说”。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拉宾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4年8月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接触经济学著作,到写完第一手稿;第二阶段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到写完第三手稿”。[1](2)罗扬认为,《穆勒评注》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之后,第二手稿之前。(3)陶伯特提出,《穆勒评注》写于三个笔记本完成之后。(4)韩立新认为《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1]关于《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各笔记本之间的序列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然而,上述论争在《穆勒评注》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之后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为我们判定《巴黎手稿》中劳动异化思想在先,交换异化思想在后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内在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巴黎手稿》中异化理论的方法论内涵
“异化”是马克思早期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是其运用哲学方法思考经济问题的第一次自觉尝试。《巴黎手稿》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考察包括劳动异化、交换异化、异化的扬弃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异化理论,这一理论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意涵。
1“.异化劳动”——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的分析方法。
黑格尔首先在哲学的意义上阐明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在《小逻辑》中他明确提出:“本质不在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而即由于本质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实际存在就是现象。”[2](p276)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考察,正是遵循了黑格尔关于本质与现象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事实出发,对这些当前的经济事实进行一一分析,考察并阐述了异化劳动四个方面的规定。其一,从工人生产的结果来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却越贫困,他认为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p52)即劳动产物与劳动者自身的异化。其二,从工人生产的过程来看,他必须依靠生产资料才能劳动,才能得到生存资料,因而劳动者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生存,换而言之,工人只有成为自己的劳动对象的奴隶,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这就是劳动过程与工人自身的异化。其三,根据对异化劳动前两个方面的现实分析,马克思进一步推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他认为,劳动产品同工人的异化也就是自然界同人相异化,而劳动过程同工人的异化则使人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p57)人作为类存在物具有它的应然生活状态,但是当前的经济事实表明人与人的类本质是异化的,这种异化使类生活仅仅变成了个人生活的手段,不仅如此,人的精神生活也受到深刻的影响。其四,异化劳动的前三个方面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即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p59)换而言之,人自身自由自在的关系在现实中却要受他人支配和主导。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规定四个方面的剖析,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生存状况的分析,也就是对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分析,而工人的贫困,资本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不平等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由此马克思把关于异化劳动的认识与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p61)需要注意的是,这句论述只是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与外化劳动关系分析的一个方面,而非完整判断,此后他进一步分析了私有财产与外化劳动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的产生又不断地把异化劳动再生产出来,两者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劳动必然以异化的形式存在。他还提出,随着异化劳动的消亡,私有财产也一同消亡,这进一步证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两者的本质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力求通过现象揭示当前经济事实的本质:一方面是对异化劳动事实的深刻分析。从当前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首先指出工人的贫困等事实不过是劳动产品以及劳动过程与工人相异化的表现罢了,然而,马克思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根据上述事实推出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并且最终回到人的异化的现实上来即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不言而喻,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理解和剖析是极其深刻的,而对经济事实的深刻认识是把握其本质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是私有财产概念的揭示。在国民经济学那里,概念、范畴是抽象的、孤立的、静止的,因而虽然它也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3](p50)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与此截然相反,马克思沿着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指出了这些经济事实的异化表现,制定并阐释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因而马克思指出:“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3](p61)一言以蔽之,在国民经济学家止步的地方马克思大大前进了。遵循本质和现象统一的分析方法考察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方法论上的自觉尝试。
2.交换异化——唯物史观方法论探索的雏形。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论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定及其本质,在《穆勒评注》中则着重阐述了交换关系的异化。在传统的认识中,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标志性文本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私有财产的外化的分析就已经闪耀着他关于唯物史观的深刻见解,体现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雏形。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货币的异己性及交换活动的社会本质。沿着穆勒所称谓的“中介”即货币,马克思分析了货币的本质及其异己性表现。货币的本质是“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也就是说货币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3](p165)马克思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通过货币这个表现为独立的物的属性的中介来实现,人的活动的异化必然使得货币成为异己的中介,即货币成为支配人的活动的权力,成为真正的上帝。通过对交换活动异化的分析,揭示了货币异己本质的生成。马克思转而探讨了交换活动的社会现实性,指出交换活动本质上是人的现实的、社会的活动。他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这种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3](p171)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巴黎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深刻见解,而这一见解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在《穆勒评注》中,开篇马克思就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做了大量的摘录,包括“论生产”“论分配”“论交换”“论消费”四部分内容,其中关于生产和分配两部分是纯粹的摘录,交换和消费部分则在摘录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论述,发表了个人的相关见解,而马克思关于货币异己性质以及对交换活动的社会性的论析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私有财产的外化及其现实性。通过考察私有财产如何变成外化的私有财产这一问题,阐明了私有财产外化的原因。私有财产的双方为了各自的需要,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从而使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为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成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在这里人的本质表现为对物的需要,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社会关系表现为普遍的物的关系。外化的私有制使得交换成为普遍的经济活动,交换关系成为主要的经济关系。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但这里他特别阐述了谋生的劳动的社会性。“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因而在谋生的劳动中人与社会是对立的,“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3](p175)这里反映了马克思开始用“社会关系”取代了之前的类本质概念,进一步表现其实现唯物史观思想变革的必然趋势。
综观上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阐述,处处闪耀着深刻的唯物史观的见解。就内容而言,无论是对货币的异己本质以及交换活动的阐述,还是对外化的私有财产的探讨,马克思都开始从社会性、现实性上来考察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就政治经济学的运思特点而言,马克思把对经济范畴和经济事实的分析融入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领域,对经济范畴的阐述蕴含着深刻的唯物史观的思考,展现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与唯物史观思想探索的结合。
3.异化的发展及其扬弃——辩证法的鲜活运用。
《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分析和阐述形成一个动态的整体,从异化理论的整体结构来看,无疑体现着深刻的辩证法的运思。而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与共产主义问题的探讨和具体论述,则充分展现了他对辩证法理解和运用。
其一,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现实地表述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后,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p61)这一论述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陷入了循环论证,提出马克思所谓的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又是产生异化劳动的原因是自相矛盾的。对此,有学者予以回应,指出马克思所要论证的是“私人所有Ⅰ”→“异化劳动Ⅱ”→“私人所有Ⅱ”。[4](p211)从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动态考察来看,显然在他的理解中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与作为异化原因的私有财产并不是同一个“私有财产”,而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层次的私有财产。他所要表述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即:异化劳动Ⅰ→私人所有Ⅰ→异化劳动Ⅱ→私人所有Ⅱ……→异化劳动的扬弃(共产主义)。换而言之,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不是静止的而是历史的、现实发展着的,这一动态的理解彰显着深刻的辩证法。其二,对扬弃异化的辩证分析。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统一起来,并指出私有财产的解放问题:“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3](p62)这里已经透露出马克思关于扬弃异化,摆脱私有制问题的思考。其后,马克思专门阐述了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3](p78)这同一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之路,马克思批判了私有制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但同时也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它是扬弃异化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就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的全面认识来看,没有辩证法的智慧,是无法实现的;就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的科学设想来看,没有辩证法贯穿于其中,至多只能停留于国民经济学家对经济事实的描述,难以触及对变革现实的思考。概而言之,从异化理论的整体结构的安排到其具体内涵的阐释,无不彰显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鲜活运用。
三、异化理论中方法论意涵的深刻意义
解析《巴黎手稿》中异化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其根本旨意在于吸收当前文本研究的理论成果,深化对巴黎时期马克思整体思想的理解,从发展的视角理解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整体性内涵和丰富内蕴。
其一,彰显了“巴黎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进展及重要意义。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深刻剖析与这一时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巴黎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其中的《巴黎笔记》共九个小册子,第一册摘录的内容包括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和《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以及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第二册摘录的是斯密的《国富论》,第三册包括斯密《国富论》以及勒奈·勒瓦瑟儿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第四册是色诺芬著作集中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以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册包括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部分内容以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六册摘录了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第七册为舒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以及亨·弗·欧西安德尔《论各国的贸易》等内容,第八册包括布阿吉尔贝尔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著作以及罗马史等,第九册是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上述表明,《巴黎笔记》大部分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摘录,由此充分证明,巴黎期间马克思广泛涉猎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此外,在一些摘录中他还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深化了对重要的经济问题及其范畴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如此,同一时期所著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问题的理解,彰显了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的现实理解和深刻认识程度。从马克思的具体阐述来看,对经济事实的表述以及关于经济概念、范畴的理解和论析反映了这一时期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在马克思看来概念、范畴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应该是对事实本身及其本质的表述和解释;概念、范畴应该从过程上而不是结果上表达经济事实。这是“巴黎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能够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提出深刻地批判,并阐明自己的科学见解:“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5](p602)事实上,《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阐述,对私有财产的分析以及对“货币”中介的考察都是对概念、范畴进行变革、改造的尝试和探索,为其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展开了一条独特而又极为重要的道路。《资本论》中对经济概念、范畴的具体论述所运用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巴黎时期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赓续。
其二,展现出《巴黎手稿》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深刻见解,深化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全面理解。“异化”是《巴黎手稿》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都花了大量笔墨对其进行了阐述。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异化理论的理解是狭隘的,一方面拘泥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丰富的异化理论理解为单一的“异化劳动”;另一方面,对“异化劳动”人本主义哲学的过度解读,掩蔽了这一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割裂了其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随着马克思笔记摘录著述的编译出版,相关研究者通过文本考证,试图呈现《巴黎手稿》的全貌,这为我们全面考察和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一度被边缘化的《穆勒评注》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穆勒评注》中的“交换异化”沟通了“异化劳动”与扬弃异化之间的“断裂”,反映出异化的发展过程,展现出完整的异化理论:异化劳动——交换的异化——异化的扬弃。此外,正视马克思异化理论中对社会交换关系异化的论述以及其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深刻见解,也有助于理解其后不久马克思所实现的唯物史观的变革,对所谓的青年马克思与中年马克思之间的思想“断裂说”做出有力的回应。
其三,反映出《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理论水平及历史地位。就《手稿》的理论水平而言,莱茵报时期“苦恼问题”的萦绕、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质疑、对法哲学的批判等一系列思考,使马克思把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学并最终以“经济学—哲学”的形式在《手稿》中表达出来。不可否认,《手稿》中的不少论述在哲学术语与经济学范畴之间跳跃着,马克思的思想正处于探索、变革和形成过程中,很多成熟时期的思想在这里以萌芽的形式而存在。然而,就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手稿》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中才能对《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做出客观的评价。无论是本质与现象统一的分析方法还是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并不罕见,然而,它们的方法论意义被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所遮蔽。马克思扬弃了它们的外在形式,吸收了合理内核并将它们应用于对经济事实的分析中,从而深化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研究。从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思想的深刻见解来看,它证明了其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渐进性,反映了经济学范畴中唯物史观分析方法的雏形。这些方法为马克思实现唯物史观的变革以及深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之后,马克思始终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并把它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从而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南。
注释:
【1】对“巴黎手稿”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这里我们将“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统称为《巴黎手稿》,下文将阐述当前关于《巴黎手稿》的几种观点。
参考文献:
[1]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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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