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构建通俗的思想理论体系,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内容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模范力行者,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做出的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大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撰写了许多理论著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内容。

第一,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基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揭露党内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根源,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文章,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思想基础。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认识的来源,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众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浅显易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通俗地阐发,提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论思想,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创新的体系,它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法论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大众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两论”还为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概括,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革命的斗争形式和发展道路做出了分析和判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二,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主题。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的回答的中心问题。不同时代的理论主题各有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揭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主题。1939年至1940年之交,毛泽东在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引领内容之一。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从分析中国国情着手,对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第一次从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阐述了未来的国家形态,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论”的基础。这一理论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新民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1]

第三,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主要表现为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主要经验,提出了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并将其简洁、形象、生动地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关于武装斗争,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主要内容之一。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它依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摒弃教条主义的束缚,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35年,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第四,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对象。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阶级和阶层的特点,从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对象。毛泽东指出调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对象,“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2]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更是直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对象和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3]毛泽东认为处在不同层次的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也是多层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对的“大众”,是在文化程度、知识结构、生活状况、兴趣个性等方面有着多样差异的群体。即使同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各种各样的”^[4],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思想的特殊性。根据实际,从不同群众的不同层次出发,针对不同对象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做到有的放矢。他指出“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5]

毛泽东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对象不仅仅只是普通群众,党员干部更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6]这些论述,对于当前加强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领导班子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二、坚持采用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方式

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探索与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转变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的这种“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基础,深深扎根在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和语言文字的土壤之中,具有新鲜活泼、雅俗共赏的独特文风和个性语言,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种很有效地引领方式。

第一,以理论通俗化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大道至简”、“雅俗共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高境界。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7]各民族共产党面临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8]毛泽东认为简明的理论形态、亲切的语言风格以及与本国传统文化的巧妙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掌握群众的必由之路。为了能让中国的普通百姓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提炼、概括,甚至压缩成一两句话,成为警句。如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打比喻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形象地说明了调查过程与调查结果的辩证关系。

第二,以手段丰富化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渗透力。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一直十分注重理论宣传、普及的方式方法。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将宣传方法主要概括为:口头讲话、贴布告、写标语、出传单、演新剧和墙报上做文章等。除运用传统的灌输方法外,毛泽东更多的是发挥报刊、广播等大众媒介在推进思想理论社会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曾经指出:“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9]截至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各种大小报纸34种。延安时期,为了更大程度上发挥舆论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作用,毛泽东领导组建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和马列著作编译部,出版了《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报刊,有计划地刊登和介绍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非常重视《解放日报》等党报党刊的社会传播功能,认为它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10]

第三,以典型示范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感染力。树立先进典型,善于将真理人格化,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好方法。事实证明,先进典型以其突出的工作业绩、高尚的道德形象和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可以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例如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参加了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他不仅亲笔写了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而且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为人民服务》,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作了高度的评价:“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几十年间,“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的口号同张思德的名字一起响彻了中华大地,“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三、坚持维护群众利益,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目标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的程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程度,毛泽东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坚持以群众利益为中心,将维护群众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目标。

第一,提出群众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连接点。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战争获胜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因此,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就需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12]要做到这些,毛泽东认为不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要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结合点和连接点,使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走向实践,走向群众。这个结合点和连接点就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3]

第二,提出维护群众利益要从小事着眼,关注民生民利。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就是指一定阶级的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占有。但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对消费资料的占有叫做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一般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行、用五个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维护群众利益要从小处着手,从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安危冷暖问题入手,关注民生民利。在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里,解决群众利益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毛泽东始终注重处理好那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时时处处想到群众的衣食住行,给老百姓干好事、办实事;帮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替老百姓谋利益。他将关心群众生活与工作方法是否得当提升到革命能否胜利的高度,谆谆告诫从事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最重要的是“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盐、米、房子、衣、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第三,提出维护群众利益要讲究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提倡要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要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14]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强调要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特别指出,作调查研究绝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为了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以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总的说来,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不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内容和引领方式,更重要的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目标。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相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使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中国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地落地生根,成为指引中国革命与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2][13][14][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第137页;第111页;第11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第708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7]《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68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2]《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