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阐明了调查研究对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

文章开篇就尖锐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1】显然，对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甚至把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的观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毛泽东感到痛心疾首。

首先，毛泽东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党的中央机关某些领导脱离实际“瞎指挥”。因此，他大声疾呼:“注重调查!反对瞎说!”^【2】那么，调查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调查?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对于那些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的纯主观的“瞎说一顿”，他认为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了，如此做法也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3】

其次，毛泽东指出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他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其后果也是必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定“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4】。

再次，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针对当时红四军中很多人错误的调查方法，他评价说:“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继而他又指出: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而在调查中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是要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明了各种阶级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制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5】

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并不能为中国革命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独立自主地去思考和研究适合中国革命的具体的方法论问题。这个时期，党需要认真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制定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策略。然而，中国革命的复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党内笼罩着一种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潮。毛泽东时任红军党代表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负责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处在这一特殊的位置上，他只能以调查研究来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毛泽东对十年来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深刻思考，他首先发现了导致中国革命屡屡不能顺利发展的问题症结，并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只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克服唯心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显然，这一切又都取决于能否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即取决于能否做正确而系统、周密的调查。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调查研究”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的指南针，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这也正如周恩来所说:“《反对本本主义》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是方法论。”^【6】

二、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命题，阐明了产生“本本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形成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内涵——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反对本本主义”就是用中国式的话语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反对本本主义”虽然是直接针对当时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而提出来的，但对于刚刚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实质就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态度问题。

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响亮口号，并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这里首先表明了毛泽东不仅坚持实践是首要的、第一的观点，而且还突出地体现了他肯定理论对实践同样具有能动的指导作用的思想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正确地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已经经受了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只有不脱离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现实斗争中所需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才有出路。

无疑，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深受重创，也因此开始了第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即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是以大革命的失败为背景，以召开“八七”会议为标志的。至此，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继续革命，如何去实现这次转变，这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迫切而严肃的问题。显然，不顾实际盲目地运用理论只能给革命带来失败和灾难，这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中已有教训。但是，没有理论指导的革命也是麻木的革命，不会带来胜利。“本本主义者”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冒充马克思主义吓唬人，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指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完全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它“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逻辑规定上。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内涵，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毋庸置疑，毛泽东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凝练是建立在他对“本本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毛泽东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8】这就是说，在旧中国，由于广大农民被统治阶级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文化上处于落后的地位，往往容易简单地将写上书本的话语一律视为正确的东西。党内的一些同志在讨论问题时，动辄机械地比照本本，不知不觉地限制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其实质就在于他们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思想，相反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为此，毛泽东指出了两种错误的倾向:其一，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要想“正确”，就必须使“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其二，下级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而“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

毛泽东指出了这两种错误倾向正是造成“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和“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原因所在。^【9】毛泽东的这种“不唯上”、“不唯书”而应“唯实”的实事求是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从另外一个角度正说明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为群众所掌握和运用，才能显示战斗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最初表达。

三、文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阐明了“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的来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及方法

为了扭转革命形势，毛泽东在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0】的重要论断。显然，在当时党内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大气候下，而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领导权又把持在“左”倾领导人手中的情形下，提出这论断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领导红军游击战和农村根据地取得了很大成绩。他说:“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认为:“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显然，毛泽东高度认识到革命策略的重要性，并且把它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加以阐述。他强调，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么，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因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思想，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为此，毛泽东指出:“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1】

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人从斗争中产生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无疑，这个“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就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的革命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对于党的“六大”以来，一些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中思想保守僵化、一成不变、空洞乐观地简单认为既定的斗争策略已经完善的现象，他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地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12】

最后，毛泽东分列了七项“调查的技术”，如要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的参加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并对此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为更好、更有效地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和方法。四、文章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水准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样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按照各民族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的法宝。中国革命同样也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指导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因此，必须“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3】。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对于认清中国革命形势，寻找挽救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意义重大。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命题，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两个重要论断。在“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命题中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要纠正这种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就必须“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思想主张^【14】，这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有了实质性的进步，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两个论断”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命题在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凝练和升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切实可行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重要命题”和两个“重要论断”共同透视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十年来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初步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理论雏形。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才认为该文的发表体现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知水准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样态。

事实上，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要深入调查研究以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具体化，以形成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解决以上问题的:一是从哲学的高度突出实践第一的观点，提倡调查研究，反对瞎说乱说，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二是从政治的高度强调斗争中要深入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思想上的先导。我们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理论成果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党的斗争经验所作出的重要总结是通过谈论调查研究的问题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他不仅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指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调查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初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述及到关于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重要问题。因此可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总结，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意味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初步形成。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1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性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相结合、与中国革命特殊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特殊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才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也因此才有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百年夙愿的希望。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革命不能取得成功;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才能不断走向成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的具体之道、实现形式和发展形态。

当然，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就要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而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就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旺盛的生命力，从而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使之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发展形态。

参考文献：

【1】【2】【3】【4】【5】【7】【8】【9】【10】【11】【12】【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第109页，第110页，第112页，第113—114页，第111—112页，第111页，第111页，第115页，第115页，第109—118页，第111—112页。

【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8页。

文献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