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1961年3月为向三南会议引发这篇文章而写的一个批语中说：“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1] (P438）}两天后，他在三南会议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零年写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一是针对红军内部的教条主义思想，二是针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对于一些问题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和独立创建军队掌握武装的新时期。红四军建立后不久，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就出现了意见分歧和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党内集权与极端民主化问题、创建根据地与流寇思想问题、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问题、对于时局的估计问题等等。毛泽东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强调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流寇主义思想；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是反对悲观主义，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却被红四军中一些人反对。这些意见分歧和斗争在1929年上半年逐渐激化。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来信指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数十人至数百人，至多不超过五百人），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并指示毛泽东和朱德“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2]（P24）。这封信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中央领导人回到国内发出的，贯彻了布哈林对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正确认识。毛泽东在收到中央二月来信的第三天，就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了复信，对于来信中提出的两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央此信对于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3]（P54），强调“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4]（P56）。中央这种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大部队以隐匿目标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战术，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曾多次计划和实施，但都遭到了失败。但二月来信也使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一些同志受到鼓舞，对他们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他们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就在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他在红四军中制造派性，排挤毛泽东，使红四军中原有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和公开化，突出表现在要成立军委以削弱甚至是实际上取代前委的领导。他照搬苏联红军的“一长制”，贯彻共产国际的不正确指示。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5]（P67）。刘安恭在红四军中搞的这一套，使毛泽东很难工作，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贯彻执行。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的一些正确意见受到批评和非难，说他“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担任的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也被会议越权改选。

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并于当年8月21日发出指示信，信中严厉批评了“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批评了“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的错误，并严肃指出：在这种危机的时候，“谁企图将一些个人的纠纷扩大成派别斗争，而忽略了或放松了与敌人的战斗，谁便是放弃了当前的革命任务”。这个八月来信，可惜红四军没有收到。接着，中央又发来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四军中的一些错误思想，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和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中的重大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仍任前委书记，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九大”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至此，历时两年的红四军党内分歧基本上解决了。这场斗争，具体的表现在红四军党内，但是所触及的问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毛泽东同志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对这一争论进行了深刻科学地总结，结合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实质上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重要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篇幅不长，但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表明，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首先，批评了“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文章中，毛泽东严厉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错误倾向。他指出，本本主义存在着两种表现：一种是“唯书”，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种是“唯上”，即把共产国际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神圣化。针对“唯书”现象，他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6]( P111）}的观点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竟然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这实质上是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所存在的一种心理表现。任何“本本”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 (P111-112）}针对“唯上”现象，毛泽东批评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本本主义者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刨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8]（P116）}。在这里，毛泽东深刻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不仅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而且阐明了贯彻落实这一思想路线的方法和途径是调查研究。在文章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并从认识论的高度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指明了调查研究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可见，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明确的概括，但已包括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素（如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检验真理等），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雏形。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定的”，而其最初的理论形态正是孕育在《反对本本主义》之中。

其次，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将实事求是与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因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统一的。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就必须深入群众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9](P115）。在文章中，毛泽东对本本主义的态度和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本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盲目的形式主义态度，在思想方法和实际生活中都表现出机械、教条的特征。它的思想方法使党的策略方针脱离实际，法深入群众，对革命事业具有极大危害性。“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人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0]（P111）}针对党内一些人存在的不是向群众作实际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纯主观地“瞎说一顿”的本本主义的做法，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11]（P110）}。他要求凡是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不论是哪一级干部都要深入群众实际从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调查，“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12](P110）不要只是单靠书面报告或口头汇报，不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从事具体实际工作的人作调查是脱离实际的调查，其结果必然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努力向群众作实际调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出现，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可以说是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雏形。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为我们党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政策和方针，保证党的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再次，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不能照搬别国尤其是苏联革命的经验与模式，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原则上又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致使党内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而把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俸为神圣的教条主义、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等左倾错误，从而使中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3]（P115）}的科学论断。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从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任务，就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14] (P113-114）}。这些都需要依靠“中国的同志”深入群众实际，去具体了解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靠共产国际的“本本”是做不到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客体问题，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它鲜明地表达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同志”而不是共产国际或者“非中国同志”；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客体是“中国国情”。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的事情。因此，这一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思想的初步形成。

《反对本本主义》阐述的重要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事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并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和生动概括。它初步展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重要标志。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性政党过程中，重温《反对本本主义》这篇中国化马克思义的重要文献，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历史的智慧，弄清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源头，加深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对我们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和科学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贯彻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真髓、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培养我们为了党的伟大事业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在面临各种思潮干扰的情况下敢于追求真理的品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3][4][5][6][8][9][10][11][12][13][14]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