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科学梳理

客观地说,有关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梳理实可谓曝光最为强烈的理论平台？除却评判西方语境中各色生态主义流派的斗争需要,以及从经典理论宝库中寻觅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方略外,与其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名义下的学科性质有着直接关联？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于光远先生为《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撰写“自然”条目,对经典原著中的相关论断予以引介开始,有关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逐渐进入自然辩证法疆界,涌现出不少极有分量的成果？进入新世纪后,更有相当一批博士论文把论域主题聚焦于此？尽管马克思当年也曾考察过诸如卡尔斯巴德地区的恶劣气候？帖普尔河两岸的林木砍伐所引起的水源干涸,特别是伦敦城因市政管理上的无序所导致的生活污染等情况,但生态问题毕竟不是他的思之重心,生前亦未留下专门的生态学著作,相关指认往往裹挟在其他论域主题之中,甚至常常带有偶发性感慨或片段式辅助解释的意味,客观上为后来者的解读带来许多困难,极易导致梳理方法上的偏航与岐误？主要表现在:一是望文生义地过度诠释？即驻留于显性文字的语义表层,把不同情境？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马克思的相关言说进行简单拼接,甚至通过自我理解与想象的方式沉迷于一种个体化的话语自涉之中,而不是潜入文本言说的语境深层,挖掘语词背后裹藏着的真实意旨？二是体系固化的静态认知？即从体系化理论建构的需要出发,将不同情境？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马克思的相关论旨,同质性地通过一种截肢复组装的方式模态化为一套僵硬的解释系统,而无视马克思思想建构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生成与不断精进的过程？三是先入为主地反向觅踪？即依据自认为某一可信著述中的个别定性断制,反向回溯式地寻找不同文本中“现成在手”的片言只语,以便提供佐证既有定论的文献依据,而不是结合时代主题,互文性对话式的激活沉默于文本中的隐性逻辑要件？很显然,上述认知方法非但无益于马克思生态哲学研判上的实质性进步,而且有可能漫画般地将本真态的马克思思想原像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依笔者见,历史性梳理？关系化审视和价值论再造应当成为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研究中倍加注目的三重维度？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从资产阶级社会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中历经残酷的社会现实,在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和关注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双重抗争中才凤凰涅槃般从自由理想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为人类的彻底解放鼓与呼而终成一代理论家的？因而梳理时就得秉持一种“历史意识”(马克思也有可错性),特别对其早期作品就需要审慎地？具体地弄清其文本语境与思之所趋,而非不加辨识地几乎从中学毕业论文直到人类学笔记统统都可以全程性？同质化地引用？即便对于一度被西方学界盛赞过？也曾被国内奉为人道主义圭臬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是如此？“历史性梳理”更深层面的语义是,如同马克思其他观念的生成一样,有关自然本质的认知本身就有一个与他者碰撞？较量与创新的不断精进的历史进化过程,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目于这一历史性生成的细节与内在机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表层的寓意诠释甚或望文生义的自主转述上？

其次,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有关自然本质的认知上,同时又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不遗余力的批判性审视紧密关联着,因而在有关自然问题的审视中,马克思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就自然来论自然,抑或就自然的自在语义来讨论其自为本质的,而是注重于一种“关系化审觉”,即视自然为一种“自然—他者”的关系实有系统,这也是高明于他人的独特之处？依我们看,此一关系实有系统大致有三:一是自然与人(社会)的关系;二是自然与实践(工业)的关系;三是自然与资本(制度)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自然从来就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孤立性的自我独存之物,而是与人和社会互依互渗？休戚相关的关系性存在？“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人类的自然”和“自然的人类”的统一正是马克思审视自然本质的视点,也是有别于费尔巴哈抽象唯物论与黑格尔观念唯心论的独特之处？同时,自然不仅是具象化的自然性物质存在(物质第一性),更是功能化的社会性历史存在(实践本体论)？而作为人类实践最重要的成果无疑就是现代工业,“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2]527？工业体现的既是“自然的历史”(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历史的自然”(与人交融一体的自然之变革过程)的同一化过程,也是资本何以可能与功效发挥的物质前提？如此一来,自然又同资本主义制度关联了起来？因此,环境问题的实质与其说是物性化的自然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福斯特之所以会把生态与资本主义视为“直接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3],佩珀将“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4],皆盖源于此？

最后,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梳理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指导环境治理的实践？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马克思思想真正的不竭生命力并不在于已有的某个定在性结论或某种预设性谶语的应验成真,而恰恰在于它可以不断与每个当下在场的思想域(包括每个读者)进行文本学对话与历史性融合？因而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文本和现实之双重维度,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行价值论再造？以“自然界的优先地位”^[2]528论断为例？我们对此当然可以像许多论者那样,视其为生态治理的逻辑理据或本体论上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但依我们见,“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决不是经验常识性意义上的感性直觉认知,抑或抽象干瘪的唯物论原则,而首先具有本体论上的对黑格尔观念自然观的否定,社会实践(资本生产)中诸多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样必须诉诸社会实践本身而非观念王国？其次,又有方法论上的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必须始终受到客观规律性制约之意,改造自然的实践前提就在于首先得认识自然,环境治理的行动前提就在于先认识其症结是社会政治问题而非其他末节？最后,更有终极利益诉求上的启迪功效,毕竟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总是取决于一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诉求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天赋的,它总是具体地？现实地同国家整体利益？社会长远利益紧密关联并受其制约着的,因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难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来自各方的性质相异且彼此矛盾着的利益网络关系而非其他物什所指？

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借鉴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家族谱系中的新成员？作为西方生态哲学语境中的一支劲旅,它的出场与其说是直接源自对现实存在的全球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境况的愤懑？忧思乃至应激反应,还不如说是对此前早已勃兴着的冠名为“深绿”和“浅绿”运动背后秉持的哲学理念本身所固有的岐误与偏狭,以及行动策略上的偏航与失效所进行的极其深刻的理性反思与可行路径的明智选择？当然,更有与西方各种绿党组织？生态新社会运动或部分政治生态学者的生态理念的紧密关联？尽管它们并非完全接纳马克思的价值诉求,但其对马克思有关资本生产过程的批判理论所进行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式的努力,自然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理论库？

我们知道,伴随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渐次兴起的绿色运动,并以一种锐不可当的态势向整个西方世界迅猛扩展之后,理性审视其行动背后的哲学理念及其变革状况,无疑是值得人们关注的课题？粗略且形象地说,绿色运动背后的生态理念先后经历过由自然中心主义(深绿)到人类中心主义(浅绿)的形式化量变,最终跨越到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红绿)的根本性质变过程？自然中心主义以所谓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大地伦理学为价值坚守,竭力鼓吹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包括无机自然物)都具有同等的权利,人类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自然的任何干预都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例如梭罗视自然为“爱的共同体”,肯定自然界本身存有“超灵的道德力”^[5];利奥波德以“土地伦理”为由,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神圣不可侵犯^[6];奈斯确信,一切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平等权利是一种“清晰的直觉性价值公理”^[7],因而与人类一样,一切非人类生命体的健康与繁荣有其无可争辩的“自身固有价值”^[8]？很显然,这种对荒野的过度迷恋情结与非人类主义主张,实际上是假借权利平等为名头的泛神论变种,从根本上把人类文明与生态文明完全对立起来,既不合理,也不可行？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人类中心主义？顾名思义,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以人类的利益需要？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为中轴,包括自然物质与环境在内的所有一切只不过是服务于人或人类的工具？倘若追根溯源的话,其源头可追溯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注目于“认识你自己”的伦理学转向,以及笛卡尔“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先天判断原则,甚至有人把马克思的主体能动性原理误识为其源泉？姑且不论人类中心主义本身的是非曲直,但不争的事实是,它的出笼彻底撕碎了以所谓“自然万物享有平等权利”为借口,实际上反映的不过是人类对其他生命体天然犹存的怜悯与同情心的情感化伪装,直接为芸芸众生现实的所欲所求之满足提供了有效辩护？更深一步说,也为16世纪以来在西方率先开启的资本生产,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业文明之合法性提供了理论避难所？

但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使得原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即由人对自然的直接依赖转换成对生产结果(物品)的直接依赖,加之人对物天性上的贪婪无度,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本原性意义被彻底遮蔽与遗忘了,而这种物质生产上的“恶的无限性”正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直接诱因,以致于成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予以文化讨伐的工具理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彻底反思的产物,包括将持有普世怜悯之心与浪漫式博爱情结的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理性重新拉回到现实生活实践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它将视界转移到工业生产背后的资本原罪上,认为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不是工业本身,而是背后操纵的资本及其生产？换言之,资本生产才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已经内源着生态危机的必然发生？以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为例,奥康纳不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关联性,认为“马克思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生产力过程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规则性’的过程”,并且已经深刻“认知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因而这至少说明马克思已经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9]4-6,而且还从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等三重视域布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即“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威胁,并不只是一个利润和积累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与自然环境(人类的生活资料以及人类生活本身)的可生存性问题”^[9]20,因而马克思一直主张的工人阶级必须为社会生产条件和自身生存条件而斗争的观点亦已赋予了当下生态意义上的革命内容？也正因为此,瓦兰科特干脆直接指认马克思就是“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环境社会学的先驱”^[10],克莱顿将“超越财富驱动的经济模式而选择共同福祉”视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1]？很显然,相比于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无论是理念本身的合理性,还是实践操作上的可行性,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已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益探索,无论是翻译引介国外名家的原著,或是独立评述其理论要旨与价值立场,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必须清醒看到,除了占有资料上的先天不足外,研究的深广度上依旧存在较大空间？我们说,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场域,注重“历史分析”与“个案研究”的双管齐下不失为一种合理选项？历史分析就是弄清楚该派别何以可能生发的前提条件,以及此后思想流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因为不了解该流派究竟是如何从它的原生态理论前提中逐渐脱胎出来的,也就无法理解它的来龙去脉,而不了解来龙去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僵化的？碎片化的,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其真实寓意与价值所系？至于梳理方法上,我们认为,由黑格尔首倡后经马克思光大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仍然是可资借鉴的原则？这里的历史当然不是考古意义上的过去了的事件和人物,更不是过往材料的简单堆砌与叠加,而是带有历史进步性意义的逻辑演变的环节？同样地,逻辑也不是分析性或形式化的逻辑规则,而是带有必然性？规律性的内在机制意义上的历史过程性存在？个案研究就是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立场,对一些重要人物及其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并侧重从政治立场？分析视角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开启一种读者与作者之间跨时空与跨文化的互文性对话,从历史性语境中挖掘其当代价值,从他者的意境中探求中国意义？将历史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也就意味着理论梳理中的点与线？面与体的结合,意味着理论与实践？本体与价值的结合,最终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中国化建构提供重要的支援背景？

三？本土语境中生态理念的当代建构

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学科建设的思想源泉与不竭活水自然与本土语境中的传统生态理念和当下在场的相关论旨紧密关联着？事实上,五千年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学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探索,尤其是当下如火如荼的民族复兴工程建设中创生出来的各种生态理念与战略安排,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富足丰盈的思想资源？

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认知状况,以及在这种认知指导下的处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文化基因,继而受基督教信仰的文火熏染,并在知识力量与资本魔力的双重洗礼与直接驱动下形成的西方文化,在上述三大关系的认知与处理上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与相应的方式？荦荦大者言之,理论认知上,以物我二分为思之基点,借助科学实验观察自然现象,剖析自然结构,再通过数学计算与逻辑演绎寻觅自然规律;实践操作上,则以个人本位为价值原点,在资本生产的直接驱动下,借助机器大工业方式与企业化组织形式来征服自然,获取巨大物质财富？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在三者关系的认知导向与处理方式上似乎更符合当代环保理念？依据韦政通的界定,“传统的宇宙观,理论上有两支不同的建构,一是儒家天人和德的方式,一是道家因任自然的方式,表达方式虽不同,但强调人与大自然相调和这一点完全一致？”^[12]在中国传统认知视域中,物我不分？天人合一一直是主导性的思维定势？道家以“道法自然”为思考基点,通过肯定天地万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存在,反推出人类应有的行为准则与处世之道,强调顺势而为？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以回归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为最高理想追求,谋求天地人三者间的并行不悖与和谐统一？儒家的中庸之道？中正理想？和合理念？仁者爱人以及修齐治平的圣王之术,包括宋明理学力主的“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等,其背后的本体论与伦理观便是人天相通？天人合一？“仁”是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之本性,主张通过人自身的博爱之德行与克己之修炼,便可天人交感,天地相参,最终上达天德之高尚,下及黎民之好运,由此自然世界山河壮美？万物流转,人类社会国泰民安？万世太平？虽然我们也承认根植于农业经济？熟人社会以及人性本善的伦理追求背景下形成的传统文化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至少在当下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儒？道文化的认知理念与价值取向,对于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紧张关系,正确把控人类自身的欲望需求与身份定位,不无镇痛乃至根治之实效性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出于医治百年来的战争创伤,搭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的需要,一度“向大自然开战”成为国人的“第一需要”与普遍共识,但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注意？从毛泽东率先发出“绿化祖国”“保护森林”的号召,以及对淮河？黄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高度重视,到全国兴修各类水利工程以减轻旱灾涝灾,预防水土流失,直到1973年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制定“环境保护十年规划”,表明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生态认知与实践上的初步醒觉与有益探索？此后,伴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先后依据全球生态治理与环保运动的态势和我国生态建设的实际,分别从国际范围的携手合作？国家整体的战略布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政法的制度安排？教科文卫的职能定位,以及各项环保措施的具体落实等方面,多视角？多领域？多途径地加以引导？布局与统领？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美丽中国”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在2013年国际生态文明贵阳论坛致辞中,他将“建设美丽中国”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是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新理念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定为基本国策,把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方略;而在2021年“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总之,从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的认知,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对环保问题的醒觉,再到改革开放后数代领导人有关生态治理的科学决策,尤其是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生态观念？发展战略？制度体系与行动措施,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中国化注入了足够的本土内容？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如何来整合由古到今？形态各异的生态理念,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鉴于以往学界在梳理传统生态智慧时存在着“选择性观念罗列”或“形式化材料堆叠”,在分析领导人的生态理念时常流于“语录性摘编”或“时政化宣传”的现象,我们主张从生态视点？生态思维与生态伦理由低到高依次进阶的三重维度上予以作业,以再现某种结构化认知与体系化逻辑？

视点既是审视对象？解决问题的立足点,也是科学认知的逻辑原点？生态的本义是“住所”或“栖息地”？但这个住所或栖息地决不是孤立独存的某个点,而是关联着众多与之密不可分的要素？生态学奠基者海克尔就曾将其定义为“研究生物在其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指动物有机体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的共生或敌对关系”^[13]？因此,生态的本质与本体是一种与对象紧密关联且与之共生同存的关系系统？注重从生态视点上梳理本土生态理念,就是将重心聚集于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自然与人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科学开发与人文关怀？社会生产与环境建设的关系体系,以及相应的观念认知与操作原则上,同时再将这一遗产与时代情势相结合,作为新理论架构的立论基点与逻辑原点,渐次展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建构内容？生态思维强调的是整体关联与全局思维？综合实在与身份思维？价值生态与伦理思维？虽然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也需要对特定事物加以分析与解剖,但分析只是手段,揭示对象系统的内在联系才是目的？由于部分与整体？主体与客体的密不可分,一个生态系统中的某种生物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因而生态思维视域中的实在是一种综合实在,客体的组分构成？理化特点和价值效用只有在与主体的意识？经验和需求的联系中才能真正彰显出来？同样地,人类在价值获取时也必须将其置身于一定的价值网络系统中,置身于一价值与他价值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既考虑价值自身的特色,又考虑一价值与他价值之间的互依性和耦合效应,既考虑价值获取给自身带来的满足,又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链式效应”？生态伦理表征的是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环境关系过程中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方法论旨归？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条件,人类作为自然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时刻进行着相应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在此过程中必然表现出与之适应的伦理关系？表面上看,环境问题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矛盾,因而无视自然价值的必然结果便是无视人的价值,人类对自然生态负载了道德关怀,实质上就是人类对自身秉持着道德关怀？而这一方面,如果说中华文化元典《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太极整体观,“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的阴阳交泰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的保合太和说,反映的是古代哲人的生态伦理智慧的话,那么,习近平反复提醒人们“要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那样对待生态环境”,则是新时代生态伦理规范的形象化？生动化表达,也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建构提供了可靠的经验基础和伦理理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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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33.

[5][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

[6][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

[7]NaessA.TheShallowandtheDeep,Long-rangeEcologyMove-ment:ASummary[J].Inquiry:InterdisciplinaryJournalofPhiloso-phy,1971(16):96.[8]NaessA.TheBasicsofDeepEcology[M]//JohnButton(ed.)TheGreenFuss:TheSchumacherLecture.1990:130.

[9][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英]特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55.

[11][美]菲利普·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M].孟献丽,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06.

[12]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39.

[13]HaeckelE.GenerelleMorphologiederOrganismen[M].Reimer:Berlin,1866:286.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3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