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或重构《资本论》:当代西方左派的理论旨趣

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科西克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开头(商品)与结尾(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1］133。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主观臆造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资本论》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虽然他最终走向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但不得不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阶级逻辑才具有合法性。也是基于此，他得出结论说，《资本论》不仅是一部资本批判理论，而且也是一部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相互融合的光辉典范^［1］140。然而，这一定位到了当代西方左派那里则被弱化了。一些学者认为，《资本论》在本质上是一部客体主义的著作，根本不存在成熟的阶级斗争理论。以此为由，他们指出，要在当代语境中，重新激活或重塑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决不能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论》，相反，必须要超越或重构《资本论》。也是在此背景下，他们发动了一场超越或重构《资本论》的理论运动。

首先，去政治化的解构之路。这主要以美国学者詹姆逊为代表，他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重新诠释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这一理论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他的重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资本论》政治思想的解构之上的。在他看来，“《资本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2］2，因此，那些企图在这一著作中寻求政治结论的人，完全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都把这一著作当做“工人阶级的圣经”，是多么大的误解啊!也是基于此，詹姆逊得出结论说，《资本论》根本不包含任何政治结论，若要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必须回到《共产党宣言》^［2］111。这一论断又重新回到了《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对立的老路上来。那么，《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回答道，在于它从根本上证明了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因此，《资本论》归根结底“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2］2，它能够为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性失业提供科学指南。

其次，从资本逻辑回到需要逻辑:莱博维奇的“超越”之路。他指出:“《资本论》中的确并没有谈到阶级斗争，或者说没有谈到工人的阶级斗争。因为《资本论》的实质是谈资本，这才是目标，《资本论》也努力实现了这一目标。”^［3］4因此，要激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就必须超越《资本论》，以工人而非资本为中心，重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说科西克坚持从资本逻辑出发，来论证阶级主体出场的必然性，那么，到了莱博维奇这里，这一思路则被彻底抛弃了:阶级主体的形成，根本不需要资本逻辑作为基础。那么，什么才是阶级逻辑形成的终极依据呢?莱博维奇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工人的发展需要。这包括两层内涵:第一，工人的发展需要是阶级斗争和革命主体生成的客观基础。他指出，工人的发展需要“是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进行斗争的基础”^［3］115。而《资本论》仅从资本的角度理解工人，将其诠释为一种牲畜般的存在，完全忽视了工人作为人的发展需要，“这就是《资本论》概念片面性的一个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超越《资本论》的一个方面。”^［3］162从主体角度来看，工人绝不只是资本增殖的一个要素，在这一过程中，他会主动地生成自己的社会需要，因此，“与《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画面相反，存在着两个‘应然’(ought)——不仅仅存在着资本的增殖需要，还存在着‘工人的发展需要’。”^［3］101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与资本抗争，进而在斗争中“超越纯粹的经济运动”(即单纯为了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上升为政治行为，最终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3］246。第二，工人的发展需要是扬弃资本的终极动力。莱博维奇指出，需要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旧的需要满足以后，就会产生新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满足新的需要，人们就会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改造原有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这正是马克思强调“需要的首要性”，并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重要原因。由此出发，莱博维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需求的不断发展，必然引发需要与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催生一个以总体生产来满足总体工人需要的新型社会。

再次，从资本逻辑回到商品－货币的对抗逻辑:克里弗的政治重构之路。与莱博维奇、詹姆逊等人不同，克里弗并不否定《资本论》存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只是在于，这种理论还不够彻底，或者说，仍是晦暗不明的，需要重新激活。基于这一逻辑，他从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对抗理论出发，完成了对《资本论》第1卷第1章的政治化解读，力图以此来恢复《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圣经”的历史声誉。那么，克里弗为什么选择第1章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呢?他解释道，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的，而这种对立就起源于第1章，因此，后者构成了马克思阶级斗争逻辑的秘密所在。然而，在马克思的叙述中，这种意蕴并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尽管马克思是这样做的，但商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明了的。为了澄清这种关系，我们必须理解阶级斗争的根源”^［4］82，而在商品中，就隐藏着工人与资本斗争的内在依据。由此出发，克里弗重新诠释了商品形式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在以往的界定中，都把工人阶级理解为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的无产者。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这只是从资本的角度所做的界定，完全忽视了工人自身的维度。从后者来看，单纯出卖劳动力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全部内涵，相反，只有从根本上超越了劳动力，转化为与资本相对抗的斗争主体时，它才能成为真正的自为阶级。而这种斗争的张力，在商品形式上，就已经清晰地表现了出来，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克里弗指出，在这一阶段上，这种对立还是潜在的、抽象的，因为作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价值还没有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代言人，工人还只是与一种幽灵进行对抗。只有到了货币阶段，这种对立才充分展现出来。他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货币是每个工人生存下来的惟一途径，因此，货币必然成为资本家控制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武器:通过调节工资来分化在业工人;通过可变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全面操控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使他们完全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更多地会采取罢工或拒绝劳动的方式来同资本抗争，以期提高工资。因此，在这一阶段，工人在斗争方式和目标上都参差不齐，无法成为一种自为的阶级。即便这种斗争成功了，资本也会及时地改变统治策略，诉诸特殊的金融和货币政策，通过贬值或通货膨胀来重塑它对工人的统治^［4］156。只要工人仍然使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他们自然就无法摆脱资本关系对他们的强制。因此，对工人而言，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将抗争提升到抵制货币的高度，拒绝一切价值关系，惟有如此，这种斗争才够彻底。“阶级斗争的另一途径就是抵制货币中介，拒绝一切价格，实质上，就是直接剥夺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抵制价格，就是抵制资本的游戏规则，拒绝接受货币，就是拒绝接受一切用货币来衡量的东西，即全部价值关系。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复仇视角。”^［4］156当所有工人意识到，货币才是他们遭受苦难的根源时，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原初的经济斗争转化为废除货币和价值关系的政治斗争，从而真正成为革命的历史主体。这就是克里弗重构《资本论》的秘密所在。

综观上述路径，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逻辑有所不同，但核心观点却存在一致之处:《资本论》根本不存在或缺乏成熟的阶级斗争理论，若要激活这一理论，要么回到《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要么从资本逻辑退回到需要或商品－货币逻辑，以此来重构阶级斗争理论。针对这些观点，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或者说，如何理解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呢?惟有科学解答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准确定位《资本论》的政治意蕴，才能有效回应当代西方左派对《资本论》的批判与重构。

二、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再思考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布朗基、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布朗基和雅各宾主义的延续。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误解。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不只一次地强调过，布朗基和雅各宾派完全是在历史进程之外人为地制造革命，而他们则试图在历史矛盾的基础上来寻求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前者是一种密谋式的恐怖活动，而后者是一种奠基在历史规律之上的革命实践活动^［5］321。因此，当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他们总是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证革命的现实性，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再到《大纲》，以及后来的《资本论》，始终是这一逻辑的延续和深化，区别在于，不同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存在重要差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以分工为中介，一方面诠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借助分工所导致的片面化发展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而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力图通过分配不公平来阐述革命的内在机制。从《共产党宣言》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到《大纲》，马克思都把经济危机视为无产阶革命的直接契机，进而在革命与危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依赖关系。然而，1857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引起马克思预想中的革命热潮，这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客观公式与主观公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后来科西克提出来的问题，即如何理解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与资本是内在共生的。正是由于资本取得了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社会才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而那些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才被生产为工人。但这绝不是说，资本一产生，工人就能够自动地转化为自为的革命主体了。实际上，这有赖于资本逻辑的深化和发展。原因何在呢?

首先，从需要和生产一般出发，能够形成自为的革命阶级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要，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客观前提。然而，在不同社会形态中，需要的内容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存在重要差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随着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人的需要也从自然需要转变为“历史地形成的需要”^［6］286，即资本制造出来的需要。那么，从需要逻辑出发，能够形成自主的革命主体吗?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条完全独立于资本逻辑之外的需要逻辑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虽然鲍德里亚的结论略显幼稚，主张用象征交换来颠覆资本逻辑，但他毕竟看到了资本对现代需要和消费过程的建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更高层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都是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殖而建构出来的社会需要;当现代个体在消费中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主体时，恰恰中了资本的诡计，使其沦为后者的同谋者。因此，当莱博维奇力图在资本逻辑之外，建构一条独立的需要逻辑，以此来重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时，恰恰抬高了需要的历史地位，直接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回到了传统的主体哲学之路。其次，从商品－货币蕴含的对抗逻辑来论证阶级斗争，是否可行呢?

其次，从商品－货币蕴含的对抗逻辑来论证阶级斗争，是否可行呢?实际上，克里弗的思路是当代西方左派在新的语境中重构阶级逻辑的一种尝试，在这方面，法国调节学派的创始人阿格里塔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资本逻辑完全是一种看不见的抽象逻辑，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工人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与看不见的资本逻辑进行抗争，而是在货币层面上展开斗争。特别是随着当代资本主义不断采用灵活的金融和货币政策，这种统治变得更加明显，似乎货币已经取代了资本，成为统治工人的主导武器。于是，他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再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直接表现为以货币为中介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元对抗。他们之间的斗争无须上升到资本，在货币阶段就已全面地表现了出来。那么，问题是，停留在货币层面，能够为阶级主体的形成提供合法论证吗?实际上并不尽然。就像马克思反复强调的那样，商品和货币实际上只是资本的现象界，不论商品和货币关系如何变化，都无法触动交换背后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始终认为，必须将商品－货币逻辑推进到资本逻辑，通过对资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的解剖，来论证阶级形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批判是阶级出场的客观基础，如果缺少了前者的支撑，阶级逻辑就会丧失相应的合法性。

那么，资本逻辑批判又意味着什么?马克思曾将剩余价值生产区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然后又依据生产力提高方式的不同，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划分为协作、分工和机器大生产三种类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资本逻辑批判，必须要予以具体化，结合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具体地、历史地推进资本逻辑批判。在此，我们就以分工和机器大生产为例，来说明不同阶段资本逻辑与阶级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分工的确把工人固定在单一环节之中，导致工人的片面化发展，但这能否形成一种自为的革命阶级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否”。他指出，劳动分工是根据工人的技能做出的划分，因而必然导致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分，“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7］405必然会在劳动力内部和工资水平上形成一种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主要是围绕提高工资进行经济斗争，而反抗对象往往是单个资本家。此时，整个工人阶级完全处在自在阶段，根本无法结成内在统一的联盟，更无法超越经济行为，上升到反抗整个资本逻辑的政治斗争。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批判不能停留在分工层次上，必须推进到机器大生产的高度。正是由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大量成年工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沦为相对过剩人口;而大量妇女和儿童，或者说，整个家庭沦为资本统治的对象。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这时，工人才有可能超越经济斗争，将总体资本而非单个资本视为他们的反抗对象，进而为实现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提供客观条件。

不过，自为阶级的形成，并不意味着革命本身就能获得成功。从自为阶级到革命实践的转变，仍需要主客观条件的支撑:一方面，需要成熟的政党组织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要依赖于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发展。对于后者，马克思曾经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后者的爆发从根本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经达到了尖锐的程度，由此在经济危机与革命之间建立了直接依赖关系。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观点存在明显漏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清楚认识到，经济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它发展的一个生理阶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这时，马克思才意识到，将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灭亡的前兆，或将革命直接奠基在经济危机之上，是不合时宜的。要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决不能停留在外在表象之中，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不仅要科学解剖资本的生产过程，也要系统理解资本的生活过程，进而实现对资本总生产过程的全面把握。《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正是这一逻辑的延续和深化。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只是资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并不构成资本的内在界限，只有资本积累危机和由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引发的总生产过程危机，才是资本不可克服的内在界限。只有到了这时，无产阶级革命才具备成功的可能条件，这也正是《资本论》以“阶级”收尾或阶级逻辑出场的语境和原因。以此来看，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再到阶级，反映的是伪主体经过“奥德赛式的漂泊历程”，最终回归真实主体的过程。这表明，主体的生成是需要客观条件的，只有经过资本逻辑的洗礼，并在资本的运动中，工人阶级才能不断茁壮成长，成为真正的革命主体。而后者的出场则意味着批判和革命，它将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颠覆伪主体的物化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论》虽然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但它却包含非常明确的政治意蕴，即揭示阶级主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部革命的批判著作。而当詹姆逊仅仅将《资本论》解读为一部关于失业的书时，恰恰把这一著作的政治旨趣彻底解构了，实现了对《资本论》的无害化处理，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而当莱博维奇和克里弗基于需要和对抗逻辑，来重建以工人为中心的革命理论时，恰恰忽视了阶级主体生成的客观条件，扭曲了《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政治旨趣。

三、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逻辑批判的当代建构

上述评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资本论》如何走向当代。客观地讲，《资本论》虽然以“阶级”收尾，但这一章前后不足千字，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这一难题［8］。后来第二国际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各自抓住一方，建构了不同的《资本论》形象，形成了经济决定论和主体哲学之争。不过，这种争论毕竟是在坚持阶级范式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种理论之争。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和新自由主义转向，这种阶级逻辑也被解构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自由至上、种族、性别、生态等为轴心的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运动，等等，于是，各种版本的“无产阶级消亡论”开始粉墨登场，如米尔斯的“白领阶层”、高兹的“告别无产阶级”、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民主、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理论，等等。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的斗争主体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而是多样化的大众或体制外的少数弱势群体。这些理论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必须看到，它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权利抗争，根本无法动摇资本的统治基础。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重要推进，倒不如说，是它们从阶级立场退却的思想反映;与其说，这是一种激进的实践运动，倒不如说，是它们在新自由主义的侵蚀下所进行的一种策略转型。

在此背景下，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莱博维奇和克里弗的积极意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众多西方左派学者纷纷放弃阶级范式，选择多元民主、无政府主义或自治运动作为抵抗策略，这本身就是阶级逻辑退却的结果^［9］。而莱博维奇和克里弗则试图通过重构《资本论》来重建阶级逻辑，这本身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恰恰忽视了阶级逻辑形成的客观基础。在这方面，哈维和齐泽克分别提出了不同策略。哈维认为，要重塑阶级力量，必须沿着《资本论》的道路前进，实现资本逻辑批判的当代转向，将围绕剩余价值生产的斗争转化为围绕剩余价值实现的斗争，将宏观的革命逻辑转化为微观的日常斗争逻辑;同时，在斗争策略上，放弃无政府主义的抵抗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反资本主义纲领^［10］。而齐泽克也认为，要重塑阶级范式，就必须“复兴”或“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资本逻辑”当做批判的“坚实内核”^［11］185;而在政治策略上，必须要回到列宁，激活列宁的政党革命理论，实现资本批判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12］3。以此来看，在哈维和齐泽克看来，要重塑阶级逻辑，就不能像莱博维奇和克里弗那样，回到需要和商品－货币逻辑，相反，必须沿着资本批判之路，建构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即如何推进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呢?哈维重新复活了“固定资本”概念，通过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分析，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新帝国主义和空间批判理论。而齐泽克虽然主张回到以资本批判为轴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究竟如何回到，或者说，如何建构21世纪的资本批判理论，齐泽克并没有给出回答。笔者认为，在这方面，《资本论》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21世纪，哲学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13］;同样，在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质的根本方法。要建构21世纪的资本批判理论，就必须沿着马克思的道路继续前进，即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入手，依据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逐步推进对资本流通过程和总生产过程的研究。如果忽视了生产机制的转型，单纯从流通(巴兰和斯威齐)、分配(皮凯蒂)、消费(鲍德里亚)，或空间(哈维)、生态(福斯特)、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文化(汤林森)、意识形态(詹姆逊)等领域展开分析，虽然有其价值，但却无法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科学解剖。那么，如何建构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在此，笔者提出一点拙见，谨供国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首先，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商品形态的转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点依然有效。不过，在商品形态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商品主要表现为一种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即一种有形物，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不仅表现为一种有形物，而且也表现为一种无形物，如知识、信息，等等。换言之，今天，知识、信息等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了，与其他有形商品一样，它们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在交换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同样是商品，面包出售出去以后，一旦被消费了，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是一种单一性交换;然而，知识则不同，作为产权人，他可以反复出售同一件商品;此外，一块面包一次只能卖给一个人，无法同时卖给其他人，这种使用价值在交换中本身就具有排他性;而知识商品则克服了这一缺陷，可以同时出售给多个人。虽然有形商品的生产在量上依然占据主导，但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信息等商品的生产将会逐步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导。

其次，必须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发展以及劳动力的当代转型。实际上，在当代社会，资本已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微软、苹果公司和硅谷，等等。在这里，知识不只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而且也是作为商品资本(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存在的。作为商品的知识本身具有二重属性，而生产知识的劳动同样也具有二重性:生产使用价值的是一种具体劳动，形成价值的是一种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然而，由于知识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第一，生产知识使用价值的劳动与生产有形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具有重要差异:后者似乎主要体现为一种简单的物质劳动，而前者似乎表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智力劳动。也是基于此，拉扎拉脱、哈特和奈格里将其称为“非物质劳动”。但不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具体劳动。第二，作为一种商品，知识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直接劳动或非物质劳动(暂且借用这一概念)，而是取决于摒弃一切质性规定的社会平均劳动(抽象劳动)。就此而言，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型，只是直接劳动的转变，绝不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证伪。因此，当博当用“认知资本主义”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质，并将知识的价值源泉归结于以智力和创造活动为代表的具体劳动时^［14］55，恰恰表明他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二重性理论;而当哈特、奈格里基于非物质劳动来反抗资本逻辑时，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第三，由于知识商品的特殊性，资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特殊的劳动力，才能从事知识商品生产。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相比，它必须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因而“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7］230。而作为商品资本，知识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就是由这种新型的劳动力创造出来的。

再次，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生产区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一区分依然适用。不过，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又出现了新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由马克思意义上的机器大生产到智能生产的转变。如何揭示劳动价值论与自动智能工厂之间的内在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大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智能工厂的存在恰恰是以资本化的知识和程序生产为前提的，本身就是后者的物象化体现，而剩余价值的转移和创造本身就蕴含在这种生产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化的知识生产和智能生产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当年说，机器大生产为自为的革命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客观条件，然而，到了当代社会，这一判断显然受到了严重挑战。资本化的知识生产要求更高的劳动力，这一方面造成了传统工人阶级的分化，进一步强化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二元对立，瓦解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联盟。另一方面，在分析劳动分工时，马克思指出，技能的熟练与否会在工人内部形成一种等级制;同样，现代劳动的再技能化和智力化，也加剧了劳动力的内部分化，催生了一种更加稳固的等级制，这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逐步“消亡”的原因，也是当代西方左派纷纷放弃阶级逻辑、选择大众或少数边缘群体作为抵抗主体的重要缘由。而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这种社会转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以此来看，当代资本积累的趋势必然是把劳动力内在素养的提升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首要条件，供养出大批量的劳动力大军，一方面是资本增殖需要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是相对过剩的芸芸大众。而资本对他们的统治，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体规训，而是渗透到他们的智力、情感和灵魂之中，从而实现了对他们整个生命的内在操控，这恰恰就是当代西方左派学者所强调的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力批判理论。由此可见，生命政治学批判恰是当代资本逻辑批判的必然结果，企图用前者来代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做法，是断不可取的。

最后，必须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流通和总生产过程，特别是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信用资本等在现代社会中的最新发展，以及土地和房地产成为商品之后的社会效应。马克思当年曾感叹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这个社会的人，同时又作为这个社会的物，在兴妖作怪，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15］940。这一判断，就是在今天来看，仍是无比精辟的。因此，如何基于全球化语境，剥离当代资本运作的种种表象，实现对资本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建构21世纪的资本批判理论，重塑阶级范式，任重而道远!也是基于此，笔者认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根本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如何做到这一点，仍需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2］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HarryCleaver．ＲeadingCapitalPolitically，Antitheses，200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仰海峰:《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9］Ellen Meiksins Wood． Ｒetreat from Class，Verso，2001．

［10］戴维·哈维、费舍尔:《哈维访谈录:反思革命》，载《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11］Slavoji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Verso，2010．

［12］Sebastian Budgen，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iek，eds．，Lenin Ｒ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Duke Universi[1]ty Press，2007．

［13］张志伟:《21世纪哲学能做什么》，载《广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4］Yann Moulier－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Polity Press，201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